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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近代转型:国学与汉学并列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为了对抗外来儒佛之学,消解其无处不在身影,国学家们以《万叶集》《古今集》等歌学为参照,创出“国学”称谓,决意“复古国学”。[2]可见,“国学”指日本的“国家之学”,是对日本国体的探究,以大和心排斥汉意,即是国学的精神。也有人将近世用文献学方法研究日本古典的学问统称国学。中国学人章太炎、梁启超等清末民初访学日本,借用“国学”一名,指中国固有学术,与“西学”对应。

中国文化近代转型:国学与汉学并列

原义之“国学”,是指对日本的古代典籍(如《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古今集》《伊势物语》等)进行文献学研究,以探明日本固有文化的学术,又称和学、皇学,始于镰仓时代,盛于江户时代。引申义之“国学”,是指日本近世兴起的以复古主义(核心是复古神道)为旗帜,旨在发掘“日本精神”的一种学术文化。

契冲(1640—1701)是古典研究之国学的先期代表。这位11岁出家的真言宗僧人,潜心日本最早和歌集《万叶集》的训诂,在水户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赞襄下完成《万叶代匠记》的写作。契冲主张发掘日本古语本义,摒弃从儒佛立场诠释和歌,在方法论上开启“国学”先河。

“国学”衍化为学派,则自荷田春满(1669—1736)始。荷田氏力倡隐匿“今人之心”,力求以“古人之心”解读古典,显系承续契冲之治学门径。此后数十年间,逐渐形成复古神道国学。荷田春满、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平田笃胤(1776—1843)为“国学四大家”。他们反对用儒学、佛教等外来思想诠释本土神道,提倡研究日本历史文化元典,以求阐发“日本精神”。

回归古典、尊崇古典方面,国学与山鹿素行的古学别无二致,差别仅在于,古学以研究中国儒学元典为方向,国学以探索日本本土典籍为旨趣。

在国学内部,契冲与荷田春满又各有路径:

其一,契冲从诠释和歌入手,重点不在神道而在文学。神官身份的荷田(京都稻荷神社祠官)却经神道通达于哲学之境。

其二,契冲坚持和歌融合神、儒、佛三教之路。荷田却执意摒弃儒学、排斥佛学,认为非神道不足以复兴古日本精神。

江户时期,神道流派纷呈,有两部神道、伊势神道、惟一神道、吉田神道、古儒学神道、理学神道、垂加神道,等等。多受外来儒学及佛学影响,在思想风骨上留下儒式、佛式解说印痕。荷田一派国学家认为,日本原有的未受儒佛浸染的纯真神道,隐身于《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典之中,亟待学人钻研,以便从古典文献中提炼出纯粹的“日本精神”。(www.xing528.com)

为了对抗外来儒佛之学,消解其无处不在身影,国学家们以《万叶集》《古今集》等歌学为参照,创出“国学”称谓,决意“复古国学”。荷田春满在《创学校启》中说:

《万叶集》者,国风纯粹,学焉则无面墙之讥;《古今集》者,歌咏精造,不知则有无言之诫。

国家之学废坠,存十一于千百,悲哉先儒之无识,无一人及皇国之学,国学之不讲,实六百年矣。言语之有释,仅三四人耳。[1]

荷田春满的再传弟子本居宣长在《初山踏》中说:“此学问始于近世,契冲法师仅于歌书而开此道。此人应言此学之开山鼻祖。其后有称羽仓大人荷田东麻吕宿祢者,不仅歌书,遍涉古书而立此趣。于是吾师县居大人受羽仓大人之教,下东国于江户盛倡此学,世中遂之广矣。”[2]

可见,“国学”指日本的“国家之学”,是对日本国体的探究,以大和心排斥汉意,即是国学的精神。也有人将近世用文献学方法研究日本古典的学问统称国学。江户时代以国学为名的书籍很多,如荻生徂徕《徂徕先生国学问答书》、藤贞干《国学备忘》、樋原久民《国学弁解》、吉见幸和《国学弁疑》、僧立纲《国学弁翼》、森长见《国学忘见》、中条信礼《国学本义》等。

中国学人章太炎梁启超等清末民初访学日本,借用“国学”一名,指中国固有学术,与“西学”对应。此专词自清民之际到当下,已广用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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