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转型：中日文化论序言

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文化圈，两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门户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之前也大体相同；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西方工业文明激荡的中日两国，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几乎同时迈开近代化的艰难步伐（中国的“洋务运动”还先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六七年），然而，此后两国在现代化的竞争中实绩颇相悬殊，日本竟然遥遥领先于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这一十分严峻的事实引起觉醒的中国人的思考，百余年来，有识之士就此发表过许多分析文字，至今读来，仍能拨动心弦、启发神智。不过，昔人的分析意见大多失之零散，缺乏总体的、系统的把握。近10年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和国人视野的拓宽，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和研讨，其深度和广度都不可同日而语，这反映了人们希望从中日现代化进程的比较中获得启示的愿望愈趋强烈。令人高兴的是，正当此际，盛邦和同志为我们提供《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一书，运用比较的、系统的方法，从文化视角考察中日两国现代化进程出现巨大差异的复杂原因。

邦和君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的中心观点是“内核—外缘”两重构造论。他指出，世界分为多个文化区，每个文化区又由“内核”与“外缘”组成，而“内核”与“外缘”性质殊异——内核文化是古老的、纯种的、发育完善的、自生根的文化，外缘文化是年轻的、非纯种的、发育不完善的、非自生根的文化；内核文化具有强大的遗传递邅力，外缘文化则比较便于嫁接新文化，因而实现文化更新比内核文化轻捷得多。在“中日东亚文化区”内，中国文化属于内核，日本文化属于外缘。由于中日两种文化的这一差异，决定了它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不同经历和结局。邦和君还论证，在现代和当代，中国文化已从“内核”转移到“外缘”，随着“内核”的至尊地位的失落，而有可能获得文化更新的生机，中华文化复兴的希望正寄托于此。

邦和君谦逊地称自己的上述观点为“假说”。然而，我读罢全书，窃以为“内核—外缘”两重构造论固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论证，需要从诸方面加以完善，但它已经具备一个科学理论的良好框架。运用“内核—外缘”两重构造论可以相当有力地解说包括东亚文化区在内的许多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文化区发生、发展、衰落、更新（或灭亡）的历程，可以比较合理地诠释中日现代化进程出现明显差异的原因，因而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不可低估。

邦和君在其论著中广为吸收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新成果，并加以熔铸再造，这是本书生机勃勃、使人一新耳目的重要原因。邦和君构筑理论体系的执着努力，得益于他开阔的视野和对新知识的广采博取。

从事一个特定领域的理论构建工作，固须广泛借鉴各相关学科的研究结论和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在这样做时，又应十分谨慎，尤其是将自然科学的结论和方法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一般应将该自然科学学科的具体研究成果上升到哲学高度（包括方法论高度），只有如此，方具备涵盖社会科学的普遍意义。邦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相信他今后能够更深刻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使其理论体系更完备、更科学。(www.xing528.com)

今年6月上旬我到上海参加“国际王国维学术讨论会”，初次结识邦和君，立即为他的诚挚和好学所感动。邦和嘱我为其论著写序，这对我也是一种策励。近10天来，我兴味盎然地阅读邦和的书籍，每每为其雄辩的论证所折服，为其“破译”某些“历史密码”而击节赞叹。无奈我只有一支不灵便的秃笔，记下以上“卑之无甚高论”的话语，权作序言，以谢邦和并待教于读者诸君。

1987年6月24日

【注释】

[1]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