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开始，洋务运动勃兴。洋务大吏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态度，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与之相连的工业技术，当然也旁及制度文化、观念文化。这期间西学译介除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外，洋务机构也译介西书。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翻译国际公法、化学、医学方面的西书，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士人何师孟、李大文协助下翻译惠顿的《国际公法》（中译名《万国公法》），在中日两国影响较大。
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多译科学技术方面书籍（如《汽机问答》《泰西采煤图说》等），伟烈亚力、艾约瑟在李善兰协助下，译出《几何原本》后几卷，汇同明末利玛窦、徐光启翻译的前几卷，成《几何原本》中文全篇。
此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偏重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商务印书馆向以译作立社，“系统译介西方学术经典”是商务印书馆创建百余年来一直坚持的出版传统和方向。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赫胥黎）、《原富》（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书，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由此，翻译出版西方学术及文学著作，成为商务标志性的业务之一。正是商务印书馆“激动潮流，启发思想，奠基学术，建构文化”这一传续百年的出版理念和文化担当，铸就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灵魂。(www.xing528.com)
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印书馆比肩的中华书局，亦扮演着类似角色。
1905年第一批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北、湖南成立，收藏并借阅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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