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西学东渐及其影响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及中外文化交流史，有一个简捷明快的概括：

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

中外学术的第一次接触，产生两大文化成果：一为中国化佛教（天台宗、华岩宗、禅宗），二为吸收了佛学思辨的新儒学——宋明理学。两者构成前近代中国文化的基干内容。

中外学术的第二次接触，始于16、17世纪耶稣会士东来开始的西学东渐，当然也伴随着不可忽视的中学西传（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发生影响）。

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但主要走向是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播散。在近代，西学处于高势位，因而西学东渐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潮。至当代，随着中国经济崛起、文化复兴，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势位差缩小，但在一个可以预期的阶段，西学东渐仍是主潮。(www.xing528.com)

西学东渐，略指近代西方学术向东亚传播的历史过程，约分明末清初、清末民初两个阶段，直至今日，仍在西学东渐进程之中。东亚对西学采借的重点大体经历前后递进的三梯级：

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

当然，文化具有整体性，任何时期采借的西学，总是兼有器物、制度、观念的成分，不过各时期各有侧重。

应当指出的是，作为后发型近代化的中国所走的这一路径，恰与原发型近代化的西欧北美国家走过的路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器物文化）形成反例，这当然是近代中国所处内外环境造成的结果，但必然导致近代化进程文化准备不足、制度条件欠缺，这是国人必须正视并当用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