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共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开放史的新阶段。这首先表现在新中国确立并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对外关系上受制于人的被动、屈辱局面。这尤其显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抗御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坚定不移地维护主权完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以强大国力为后盾，充当世界霸主，当然也企图控制中国，却遇到新中国的有力抵制，其间最突出的事件便是1950年至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一起，与美国军队战成平手。这是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彭德怀（1898—1974）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指出：“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仅从开放史角度而言，这一事件的意义便是十分深远的，因为，一个现代国家只有真正独立自主，它的对外开放才具备健全的主体，否则，即使实行“开放”，也只能是病态的、畸形的。新中国决不屈从于世界头号富国——美国的强权，虽然造成了开放的艰困，却为以后推进主权操之在我的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也没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苏联的霸权面前屈服。早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方面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帮助，另一方面逐渐发展独立自主精神，曾经多次拒绝外来的不切合实际的指令，显示出独立思考、自主操作的品格。199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的回忆录对此有生动具体的记述，该书“九、重庆谈判前后”披露，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拒绝斯大林关于向国民党妥协的建议，坚持武装斗争以应对国内战争全面爆发，这表明中共早有独立自主、不盲从外力的传统。同书最后提及毛泽东1956年在中共八大期间与米高扬谈话，批评苏共“老子党”作风，这已经预示出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中苏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冲突的意识形态分歧不在这里讨论，而中国方面反对苏方大国大党的霸权主义，从开放史角度论之，其积极意义则应予肯定。因为，如果中国屈就成苏联的小兄弟，亦步亦趋于苏联的外交政策需要，哪里谈得上后来健全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www.xing528.com)

新中国在抗御美苏霸权主义，维护独立主权的同时，自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大力发展和平互利外交。1953年12月，中国同印度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应当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而且是一种健全的开放政策，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引为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