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转型：向西方求真理

中国近现代的对外开放，经历了错综复杂的过程，这里仅就其发展走向略作概括。

近代以降，落后挨打的中国人在领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入侵之余，渐生汲纳、采用之念，其间又经过学习西技的洋务时期、借取西政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推尊西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其突出代表，一为孙中山（1866—1925），他反对“自封”，力倡“顺乎世界之潮流”，主张“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1]，其政治理想是仿照“欧美之法”，“创立合众政府”，建设一个“驾乎欧美之上的真民国”；二为陈独秀（1879—1942）等新文化运动健将，他们主要向法国革命学习，采借其民主、科学精神。孙中山和陈独秀所代表的开放精神，归结起来便是“向西方求真理”，即所谓“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2]。这种学习西方的观念可以称之“以法美为师”。1912年民国建立时制定的《国歌》，其词曰“揖美追欧，旧邦新造”，正是这一阶段开放精神的宣示。

然而，在近代中国，西方文明呈现两种形象，一是先进者形象，一是侵略者形象。向西方求真理的中国人，在领受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又总是一再受其凌辱。而正当此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给中国人提供另一种范例。就在俄国革命发生不久，1918年4月出版的《劳动》杂志第一卷第二号刊发的文章，便表露了中国人对这场革命的认同：“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地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3]以后，中国革命者将眼光转向苏俄，连屡遭挫败的孙中山也于20年代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而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当然更是以俄为师，毛泽东（1893—1976）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为着谋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从“向西方求真理”转进为“以俄为师”的心路历程，作过著名的论述。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其对外政策向苏联“一边倒”也就顺理成章。当然，其间也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封锁等特定的国际条件相关。

近代中国人“向西方求真理”，几乎遍历各种模式（俄皇彼得式、日本明治维新式、英国议会式君主立宪、德国君主立宪式、法国及美国的民主共和式），当然都只是浅尝辄止，似在中国水土不服，而20世纪初叶的俄国革命，以暴力夺权、实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状貌，给中国的一批变革者指引了一个新的方向，于是文化激进主义汹涌澎湃，政治层面、社会层面的更革赢得组织力量、动员力量。20世纪20年代以降，“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席卷中国。当然，自30年代以下，对苏俄模式，中国人不断消化、消解、扬弃，探寻符合中国历史传统与社会实际的道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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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6页。

[2]陈独秀：《抵抗力》，《新青年》第1卷，第3号。

[3]持平：《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劳动》第一卷第二号，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