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事务衙门与驻外使节的设立与派遣

晚清的社会开放，与士人“睁眼看世界”相为因果的，是以中国（“华”）为中心，以周边国家（“夷”）为附庸的传统国际关系模式——“华夷关系”解体，中国被迫急剧地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国家秩序”。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条约制度的建立，即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走进世界近代对外关系体系；另一方面，则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近代外交机构的设置。

在“华夷关系”时期，中国历朝并无专管外交的中央机构，外事一般由职司礼仪、祭享、贡举的礼部兼理。如清朝有关朝鲜和海上来的西方各国使节，由礼部接待；另设理藩院（主要职责是掌管蒙古、西藏、新疆事务）兼理从西、北方陆路来的外国使节；安南、缅甸、暹罗、琉球、日本使节则由鸿胪寺（主要职守是赞导朝祭礼仪）接待。这种体制显然不适应近代中国面对的外交态势。

经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廷“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逐渐收敛，特别是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留京处理外务的奕（1833—1898）、桂良（1785—1862）、文祥（1818—1876）等贵戚重臣，因时应变，提出“外敦信睦，隐示羁縻”的方针，主张执行与洋人所订条约以取信各国，同时杜绝外人的进一步要求以保全主权。奕还奏请改变外交、通商制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综理外交日常事务，设英国、法国、俄国、美国、海防五股。以后管理权不断扩大，主办各国外交和通商、各关税务、保护教民、各处招工、陆路通商、边防疆界、设埔保工、南北海防、长江水师、北洋海军、要塞炮台、制造、学校、电线、铁路、矿务等事务，总揽外交及与外国发生干系的财政、军事、教育、矿务、交通等各方面的大权。

与“总理衙门”设置相为表里的，则是西方列强驻华使馆的设立和中国驻外使节的派遣。

前述英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于乾隆年间来华、阿美士德使团于嘉庆年间来华，都向中国政府提出在北京派驻使节的要求，均被清廷断然拒绝。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1861年至1862年间，英、法、俄、美等国终于在北京设立使馆、派驻公使。但直至此时，清廷一帮守旧官员仍然反对派出使节驻外，认为遣使“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嘲笑，徒重辱国而已”^[1]。但洋务派则力主遣使驻外，如李鸿章（1823—1901）建策“遴选熟习洋情，明察边事之三四品京堂大员，请旨赏给崇衔，派往驻扎日本公使”，在西洋诸国“亦当特简大臣轮往兼驻”，以“宣威信，通情款”^[2]。1868年至1870年，清廷向欧、美派出以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1820—1870）和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组成的外交使团。虽然以外国人蒲安臣担任中国出使使者，不伦不类，但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毕竟结束了中国历来“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的状态，打破了自我封闭格局。志刚等人的访外日记、文章，成为中国近世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生动记述。1875年8月，总理衙门据李鸿章的建议，奏准朝廷，以候补侍郎郭嵩焘（1818—1891）、候补道许钤身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1877年1月郭嵩焘等到达伦敦，建立清朝第一个驻外使馆。此后，又陆续在美、日、德、俄等国建立公使馆，还建立领事制度。至清末，共在海外19国建立常驻公使馆。

总理衙门的设立及外务活动的拓展，意味着近代意义的开放逐步转化为国策并且日渐制度化。然而，这一过程进三退二，步履维艰。在皇室排行老六的恭亲王奕，因主持总理衙门被指斥为洋鬼子的走卒，背上“鬼子六”的骂名；近代中国最早出使欧洲的郭嵩焘因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办铁路、开矿务、行宪政，以立富强之基，遭到顽固派的詈骂攻讦，这都是开放举步维艰的表现。郭嵩焘有感于国人昧于外务，曾将清政府一班守旧者对外洋的态度归纳为“一味怕”“一味诈”“一味蛮”“一味蠢”^[3]，他力主“与洋人周旋，可以理喻，而不可以力诎；可以情谴，而尤不可以坐置不理”^[4]。这正是晚清对外关系上觉醒者的谠论。

晚清由封闭走向开放，除外交机构、外交政策的近代转化之外，文化的开放也在艰难曲折中渐创实绩。以中国人介绍、学习、消化西学而言，开端于1862年创办的附属于总理衙门的“京师同文馆”，其“习洋”内容主要是外文及科技知识。继起的由洋务大吏创办的各种译西书机构和改制书院、新式学堂，也主要是对西方文化的科技层面开放，西方文化的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则被“变器不变道”的樊篱所阻隔。

西方近代文化的精神内核为中国人所了解，严复（1854—1921）的翻译工作有开创之功。严复曾于19世纪70年代留英学习海军，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可以娴熟运用两种语言（古汉语和英语），又经受科学洗礼、兼通中西的文化大师。归国以后，他译述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唤起国人救亡图存。戊戌政变后，他翻译《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法意》《名学浅说》等11部书，系统介绍和传播西方近代文化，成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5]，又有“近代玄奘”之誉。(www.xing528.com)

另外，西方人在中国兴办的若干文教事业，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也无论其作为强制性的文化移植曾经引起过中国人怎样的反应，但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世的社会开放所起的推动作用毋庸忽视。以教会学校而论，自1839年马礼逊教育协会在澳门开办第一所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开始，先后在沿海诸省和武汉、长沙、成都等地设立书院，20世纪初叶又纷纷改为大学，另外还办了一批教会中学，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媒介。

【注释】

[1]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戊集第2集，第16页。

[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九，第32、34页。

[3]见《郭嵩焘日记》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日。

[4]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二，第2页。

[5]《严译名著丛刊·严群序》，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