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中叶，也即清道光、咸丰年间，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打破清朝闭锁的国门，士子中有人认识到这是数百年以至数千年未遇的大“变局”，少数务实而且思想敏锐者，如经世派士子，面对亘古未遇的新世变，最先从自我封闭中觉醒，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中国人，他们可以说是初步具备近代开放意识的先行者。
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端绪，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作为一种整体水平已经超前的文明形态，以入侵者姿态毫不留情地摧垮中华帝国的千古尊严，首先从军事上，继之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给中国人以当头棒喝，宣布东方农耕文明优胜地位及封闭状态的历史性终结。首先正视这一现实的中国人，是一批以“经世致用”和“改法更图”为使命的官员（如林则徐、徐继畬、贺长龄、姚莹等）及学者（如魏源、包世臣、梁廷枏等），他们“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1]，竞相“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
截至19世纪30年代，隔绝于东方一隅的中国人（从最高统治者、有学问的士人到普通老百姓）茫然不知世界大势，当英国军舰直逼中国门户时，朝野均“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2]。道咸间经世派认识外界的起点，也只能基于此。即使英明如林则徐（1785—1850）者，在赴广州禁烟初期，还以为洋人腿直，不能转弯，故诱以陆战，便可一举歼之。这显系得之道听途说。在1839年8月3日的《拟谕英吉利国王檄》中，林则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会衔宣称：“中国所行于外国者，无一非利人之物……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而外来之物，皆不过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所需，何难闭关绝市。”[3]林则徐等指斥英国鸦片贸易固然义正辞严，却也流露出对近代世界贸易实情的无知，这当然是国门长期封闭带来的后果。林则徐等经世派人士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抱残守缺、闭目塞听，而是“日日使人刺探西事”，广察“夷情”。如林则徐组织译员编译洋人报刊，成“澳门新闻纸”；令人翻译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概述世界五大洲30余国的地理、历史，重点为英、美、法、俄诸国情形。还编译西洋人对中国的时事评论，成《华事夷言》，又组织人翻译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以完整准确了解西方法律。林则徐勤于学习外域知识，引起西洋人的注意。姚莹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撰写的《外夷留心中国文字政事》一文中，引述《澳门月报》的一段西洋人评论说：
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尝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聪明好人，不辞辛苦，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封信，即知其学问长进之效验。[4]
继林则徐之后，福建巡抚徐继畬（1795—1873）、台湾道姚莹（1785—1853）、曾亲自参加禁烟运动的广东人梁廷枏（1796—1861）等，纷纷研究西洋史地。徐继畬著《瀛环志略》，对西洋史地政治有比较精详的介绍。姚莹根据他在台湾俘获的英人颠林的口供，编写《英吉利国志》《英吉利纪略》，后来又在《康
纪行》中撰写“俄罗斯方域”“英吉利”“四大洲”“佛西兰”“英吉利幅员不过中国一省”等条目。
继承并光大林则徐“睁眼看世界”事业的最重要人物是魏源（1794—1857）。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在扬州会晤林则徐，两人抵掌作彻夜谈之后，林将《四洲志》及其有关材料交魏，魏又参考明代以来岛志，编撰《海国图志》，道光二十二年刊五十卷本，二十七年刊六十卷本，咸丰二年（1852）刊一百卷本。魏源从“欲制夷患，必筹夷情”的指导思想出发，在此书中广泛介绍各国（尤其是英国）的历史地理，以及先进的科学知识、军事技术。“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5]
道咸间经世派睁眼看世界，开一代风气之先，对近世中国社会开放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但经世派士人本着“御外”目的了解外部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其中心口号，因此他们的开放思想难免有短视的实用倾向，如魏源反复倡导的是“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6]，只有“西技”概念而无“西学”概念，也即只把开放视野指向器用文化，而尚未涉及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承袭其思想的洋务派大吏如曾国蕃、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及改良主义思想家冯桂芬、薛福成等人的思路也大体在这一路向之内。他们所宣称的“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7]，是其开放观的典型表述，如果与同一时期日本开国论者的认识相比较，局限性就显而易见。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之初（1868）发布的《五条誓文》之五便是“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威”；1871年派出以政府副首脑岩仓具视为团长的大型使节团，遍访欧、美12国，经一年十个月的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移开明之风于我国”，全方位学习西方。在此背景下，日本开国论代表人物福泽谕吉（1835—1901）所著的《文明论概略》鲜明指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而且认识到“不应单纯仿效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中日两国几乎同时于19世纪中叶从“锁国”状态起步走向“开国”，然而其结果却大相径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与开放观的明显差异颇有干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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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溟文后集》卷八。
[2]《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49页。
[3]《林文忠公政书·使粤奏稿》卷四。
[4]姚莹：《康
纪行》卷一二。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324页。
[6]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
[7]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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