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近代中国，也即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国家的对外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684年开海政策以来至18世纪中叶，为比较健康的对外交往时期，其间康熙中期以前的对外政策尤显开明；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因“教仪之争”，与欧洲的文化交流中断，但总体的对外交往，包括对外贸易尚在正常范围之内。第二阶段，由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宣布撤销宁波、泉州、松江三海关，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开启“限关”之端，确立了“海防重于通商”的方针，又经乾隆后期的发展，至嘉庆、道光年间（19世纪初叶），正式形成以“禁”“防”为主的苛繁的海疆政策，又严格限制中国商人造船、出海，对西方制品及工艺一概视之奇技淫巧。这种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政策，是束缚生产力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政策，是因噎废食的政策，而且，在世界已由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还是不能长期维持的政策。
如果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18世纪末叶尚不具备武力入侵中华帝国的实力，故有马戛尔尼使团的造访，试图通过外交谈判说服中国开放通商门户，结果是败兴而归。时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经济及军事力量进一步强大起来的英国终于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www.xing528.com)
19世纪上半叶来华的西方人的殖民主义意图和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清政府在与外人交往时处处流露的“天朝”心态和愚蠢举措，则活现出闭关锁国政策的窘状。如1834年英人律劳卑（1786—1834）来广州，为东印度公司打开南中国门户。律劳卑依西方的外交对等方式，以平行款式致函两广总督卢坤（1772—1835），卢坤认为“大不敬”，当即严词申斥，谈判也就无法进行。这种际遇是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发生的礼仪之争的重演，说明时过半世纪，清廷的对外观念依然故我。律劳卑使命的失败，使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武力侵华的情绪急剧高涨，终于导致1839—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这场“热兵器”对“冷兵器”的战争中，手持刀矛弓箭的清军屡战屡败，清政府欲封闭而不能，终于在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赔款，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继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4—1885）、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都一再击破中国的国门。中国封闭的国门是被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强行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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