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中华开放史，郑和下西洋是热门话题。有关这次远航的具体过程，本文不拟详述，这里只从开放史角度申述几点。
第一，从世界史观之，人类相互交往的通道从陆路和近海转向大洋，是文明史的一大突破性进展，而15世纪正是一个远洋航行的开启性时代。这个开启性时代，是亚欧大陆东西两端各自独立发动的，而且，东亚的中国人早于西方的南欧人。郑和（1371—1435）于1405年至1433年间，率领规模浩大的皇家船队，纵横于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直达遥远的东非海岸。从时间而论，郑和航行比西班牙国王资助的意大利人哥伦布（1451—1506）四次横渡大西洋抵达中美洲的远航（1492—1504）早80余年，比葡萄牙派出的达·伽马（1460—1524）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远航（1494—1498）早90年，比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1480—1521）奉西班牙政府之命的环球航行（1519—1521）早110余年。因此，称中国人率先开辟了远洋航行的新纪元，是并不过分的。
第二，郑和下西洋不仅时间早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这三次西方人的远航，而且，郑和船队的规模、航行里程、航海组织都处于领先地位。郑和船队每次二百余艘，其中1500吨级的巨舰（称“宝船”）数十艘，船队人员每次都在两万人以上。哥伦布的船队，最多的一次17艘，最少的一次4艘，均为100至200吨级，船队人员总数多则1200至1500人，少则90人，达·伽马和麦哲伦船队的规模更小。当然，船舶吨位、船队人数并非航海水平的主要评判标准，但郑和远航的庞大规模，显示了15世纪的中华帝国无与伦比的综合国力，西欧早期殖民强国（如西班牙、葡萄牙）尚不能望其项背，其时没有走出中古泥淖的别的欧洲国家更无可比拟。
第三，中国在强大国力支撑下，浩荡出洋，促进了亚非国际贸易的发展，出现了由“纳贡和皇帝赏赐的制度”向“持久和均衡的贸易往来”演变的过程[1]，似乎将要开辟一个海洋时代。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郑和下西洋全然不同于以寻求海外市场和殖民地为目标的哥伦布、达·伽马远航，而全然是由永乐皇帝朱棣（1360—1424）“耀威域外”“宣敷文教”的侈心发动的政治性远航，寻找建文帝、联络外邦夹击蒙古人等军政目的可能是其真实启动原因，故究其实质而言，与汉代张骞、班超所执行的军事外交使命没有本质差别。既然远航由帝王个人政治意志所决定，必然人亡政息，当朱棣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去世以后，已完成六下西洋任务的郑和船队，立即受命停止，因为新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听从户部尚书夏原吉（1366—1430）的建议，认定远航劳民伤财。朱高炽去世，宣宗朱瞻基继位，他很怀念永乐年间“万国咸宾”的盛况，遂于宣德五年（1431）令郑和七下西洋，目的在于造成“万方来宾”的“宣德盛世”外观。第七次下西洋返国后不久，郑和去世，下西洋活动失去主持者，而明王朝的注意力也转入“内忧外患”，远航事业戛然终止，无以为继。与之相对照的是，在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远航之后，为着追求黄金、白银、市场和殖民地，西方人穿梭往来于大西洋、印度洋，最后来到太平洋，造成一个真正的海道大通时代。
郑和远航终止，中国退回到大陆文化的故道，而欧洲人则称霸海上，这对于世界历史进程造成战略性影响。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指出，当中国人于15世纪中叶退出远航竞争者行列之后，“葡萄牙人很快控制了从东非到马六甲的巨大贸易区域，甚至在中国海岸上的澳门建立起商业据点。由葡萄牙人打开通往中国的贸易道路，而不是由中国人前往欧洲，这一事实标志第三世界历史进程的根本转折点，它决定了地球上哪些部分将组成依附于他人的第三世界，哪些部分将成为扩张和发达的第一世界”[2]。中国近代思想敏锐的梁启超也有类似评析，他在对15世纪中西航海家作比较后，发表感慨道：
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郑君之初航海，当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嘉达哥马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倶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嘉达哥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嘉达哥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3](www.xing528.com)
梁氏此论，于年代略有不准处，此为微疵，然其所尖锐提出的问题，值得深长思之。
【注释】
[1]［法］弗郎索瓦·德勃雷：《海外华人·序言》，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
[2]《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38页。
[3]《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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