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农耕文明同游牧文明彼此开放、吸纳，曾产生积极效应；游牧文明接受先进的农耕文明的若干成果，迅速实现社会进步；而趋于柔弱的中原农耕文明因豪放的游牧文明的血液注入而得以“复壮”和“补强”，其功用不可低估。然而，游牧文明毕竟没有创造出严密精微的形上体系去与中原农耕文明自先秦即已形成的高深学术相辩难、相补充。但是，自西汉末年以降，尤其是晋、唐以来传入中国的印度佛学，以其精深博大的宇宙论、认识论，堪称古典世界的精神高峰之一，可与希腊、中国的学术并肩鼎立。印度佛学传入中国所造成的思想震撼之深之广，都是空前的。中国人对这一水平颇高的外来文化，经历了容纳、排斥、消化吸收、重组再创的复杂过程，从而构成中华开放史的重要侧面。
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传入中国，并日渐兴盛起来，甚至当佛教在原产地印度归于衰亡之际，佛教却在中国朝野赢得众多信徒，以致名山大川无处不有佛寺高耸、梵呗缭绕。究其原因，简言之有二。一则，对广大民众而言，有关终极关怀诸问题，本土的儒道两家不能充分满足，如生死问题，儒家答曰：“未知生，焉知死？”[1]道教的肉身升天说，不见实效；吃丹药长生久视，结果却是食丹者早夭。而佛教的前世、现世、来生之说，又以因缘轮回加以诠释，进而提供西方极乐世界供人向往，加以慈悲为怀的感召力、形仪丰美壮观的宗教外观，都吸引着饱受苦难而亟求解脱的人们，这导致佛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二则，对知识阶层而言，儒学固然提供了广大致用的伦理政治学说，但涉及宇宙生成、认识法则，却语焉不详，而佛学则有现成的深刻精密的宇宙论、认识论、因明学（逻辑学），此外，佛学还附有丰富的文法学、音韵学、音乐、美术、建筑学、舞蹈等文化成果，这一切都对士人们具有强大吸引力，思想界巨子服膺佛学，自晋唐以至近代都不乏其例。唐宋的王维、王昌龄、白居易、柳宗元、王安石、黄庭坚、苏东坡、严羽，近代的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严复、梁启超、李叔同、熊十力等思想文化界人士，无不深受佛学影响。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引起“排拒”和“容纳”两种反应。
“排拒”反应，从思想层面主要由“华夷之辨”和“伦常之辨”导引出来。如南北朝时期，道士顾欢作《夷夏论》，斥佛教为“洋教”；而唐代韩愈“辟佛”，除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以外，还强调佛教“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2]，则从维护纲常名教立论。而朝廷限制佛教发展，往往从赋役着想，如东汉虽礼遇胡僧，却禁绝汉人当和尚，直至魏朝，朱士行才成为第一个汉地沙门。以后一些朝代仍限制出家人数目，出家者须向官府领取度牒，官府还设官管理僧人。当佛教发展规模威胁到朝廷征收赋税和兵役、劳役时，有些帝王还以强力灭佛，被佛教界称为“法难”，著名者有“三武一宗灭佛”，即后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他们对佛教或禁止私自剃度，勒令还俗；或烧寺杀僧，以剿除为快。
排拒佛教，只能使佛教受挫一时，中国朝野更经常对佛教取“容纳”态度，在容纳之际消化之，其结果是佛教中国化和吸收佛学成果的新儒学诞生。这两种产物，构成中古及近古中华文化的重要形态，并对整个东亚地区造成深远影响。
佛教中国化的第一项工作，是将梵经译成中文，印中两国高僧（代表人物为鸠摩罗什和玄奘）为此做出艰苦努力，前后进行了一千年。以致现在保有最丰富佛学经典的不是印度，而是中国。
佛教中国化的第二项工作是开宗判教，即对佛教教义进行一番选择、判断，将有益于中国的教义大加发挥，成为宗派。如在佛教的小乘、大乘中，选择普渡众生的大乘，发挥其入世舍身的教义。进而又从大乘中发展出重顿悟、运用中国智慧的禅宗、华严宗、天台宗等中国佛教宗派。这些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有较浓厚的人间性、理智性和伦理性，易为中国人接受，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中国原有的主流文化——儒学，长于伦理、政治，短于宇宙论和终极关怀，故自唐代开始，儒家思想家注意“援佛入儒”，至宋代，这一努力已取得重要果实，这便是理学。如理学家程颢、程颐倡导的“理”，即套自佛教的“真如佛性”，不过赋予了更多的伦理道德意蕴；朱熹的“天理”体系采自禅宗甚多；陆九渊的“宇宙即本心，本心即宇宙”，明代王守仁的“致良知”诸说，更是袭取禅宗之法改造而成。
梁启超说：“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3]中外文化的第一次交融，体现为儒、道、佛之间的相互吸纳、排斥、互补，经千年努力，终于达到新的综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文化——中国化的佛教、吸收了佛教思想的新儒学（理学）、综合了佛教某些教义和哲理的道教，以致出现“三教共弘”“三教一家”的局面。这一大开大合、复杂错综的历史进程，生动体现了文化开放的生命活力，也说明文化开放是双向互动的，同时还是艰难曲折的。梁启超提到的中外文化的第二次交会，也即中西文化交会，自16世纪开始以来，已进行4个世纪之久，今天尚在这一过程之中，其间已经演出互容、互斥、互补的种种状态。如果我们从中外文化第一次交会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又及时反顾第二次交会已经走过的路程，便可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更加博大的襟怀去迎受、消化外来文化，进行新的综合、新的创造。
【注释】
[1]《论语·先进》。
[2]韩愈：《论佛骨表》。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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