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胡文化结合的积极效应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互关系，对中原王朝和周边诸族而言，都是“开放”的重要内容。关于这种交互关系，以往人们多注意到战争、冲突的一面，注意到游牧人对农耕文明的严重破坏，而忽略文化互补的一面，其实，文化互补正是异质文化间双向互动的良性结果，而战争、冲突本身也是导致文化互补的一种激烈形态。

游牧人虽然整个社会发展水平处于较低层次，但他们也有两个明显优势：其一，孔武善战，骑射为其绝技；其二，流徙能力强，成为异域远方文化间的传播载体。中原农耕人可以学习游牧人的骑射技术，吸收游牧人从远方带来的异质文化，并以粗犷强悍的游牧文明充作农耕文明的“复壮剂”和“补强剂”。

战国时秦学习西戎“击技”，楚汲取苗蛮、越族文化，赵“变俗胡服，习骑射”^[1]；汉朝和唐朝建立强大骑兵，跨大漠而战，实际上是学习了匈奴、突厥的特长方得以成功的。

汉朝开辟丝绸之路，广采博取中亚、西亚文化成果；唐代承魏晋南北朝汉胡文化融合之势，增添新的生命活力，以一个“大有胡气”（鲁迅语）的中原王朝，展现出外拓英姿。世所乐道的“汉唐雄风”，成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汉胡交融，形成文化上的“杂交优势”，则是这两个阳刚豪迈的朝代赖以生发的丰厚土壤。此外，如契丹在战胜回纥时得到西瓜，契丹又把西瓜种植法传给中原汉人^[2]，宋代仿效回回炮，并加以改进推广^[3]，都是农耕人从游牧人获得文明成果的事例。

至于游牧人学习农耕人的先进文化，促使自身的社会形态发生历史性飞跃，更是史不绝例。其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以征服者身份进入农耕区的游牧人在高势位的农耕文明的氛围中，“为被征服者所同化”^[4]。内迁的鲜卑人、北魏孝文帝拓拔宏推行的以三长制、均田制为基本内容的汉化改革，使北魏社会迅速发展。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渐次皈依汉文化，元世祖忽必烈将首都从游牧区迁至农耕区的大都（即北京），便是归化农耕文明的决定性步骤。后金首领努尔哈赤“好看三国、水浒二传”^[5]，令人把三国译成女真文字，发给部下阅览，故其用兵谋略颇得《三国演义》之妙。皇太极在更高层次上以汉文化为师，明确宣称“满汉之人，均属一体”^[6]。这些游牧民族的卓越领袖对农耕文明开放的心态和政策，无疑推动了社会进步。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庞大一统帝国，以元朝和清朝为盛，特别是元朝及蒙古汗国，将亚欧大陆的大部分置于一个政权的控制之下，有史以来第一次使亚欧大陆的交通畅行无阻。元蒙建立起完整的驿站系统，从元大都或中国其他城市到中亚、西亚、东欧都有驿道相通。当时的和林（窝阔台汗建都处，在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有畏兀儿人、回回人、波斯人、匈牙利人、弗来曼人、俄罗斯人、英国人、法国人；忽必烈定都大都后，大都聚集了来自亚、欧各地的贵胄、官吏、传教士、天文学家、阴阳家、建筑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乐师、美工和舞蹈家，形成一种中西文化交会的格局。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与其父、叔的东方之行，也只有在元帝国打通亚洲欧洲的重重壁垒以后方能完成。

较之元朝，清朝更实现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将满汉文化融合起来。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两位最杰出的皇帝，均与少数民族有关，一为唐太宗李世民，是汉族与鲜卑族的混血儿；一为清圣祖玄烨（康熙），是满族人。如果说，李世民是兼备胡人豪强性格的汉族皇帝，玄烨则是汲纳汉族文化成果的满族皇帝，都是汉胡文化交融互摄的产物，在他们主政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呈现辉煌，正表明汉胡文化结合的积极效应。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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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匈奴传》。

[2]参见洪皓：《松漠纪闻》下。

[3]参见《宋史·兵志》。

[4]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99页。

[5]黄道周：《博物典汇·四夷附奴酋》卷二十。

[6]《清太宗实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