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徒不满足于域外佛徒带来的佛学经典,而亲往印度求经的数不在少,卓越者前有东晋法显,后有唐代玄奘。
法显(约337—约422)本姓龚,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人。3岁出家,20岁受戒。他慨律藏残缺,誓志寻求,于东晋隆安三年(399)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涉流沙,越葱岭,到天竺求法。遍历北、西、中、东天竺,获多种梵本佛经。后搭乘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住两年,又获多种梵本佛经。由海路归国,途经耶婆提国(今爪哇),于义熙八年(412)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次年到建康,前后凡15年,多历艰险,带回多种佛典,又记旅行见闻,撰《佛国记》(又名《佛游天竺记》《高僧法显传》),提供中亚、南亚诸国和中外交通的宝贵资料,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
法显是少有的兼历“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旅行家。
玄奘(600—664),本姓陈,洛州(今河南偃师)人,先在国内遍访佛学名师,感到众说纷纭,难得定论,决心远赴天竺,求取真经。唐太宗贞观三年(629),长安饥荒,朝廷令百姓自行求生,玄奘即从长安西行,违反当时出关禁令,经姑臧(今甘肃武威),出敦煌,偷越玉门关,经今新疆及中亚等地,辗转到达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入寺,从高僧学诸佛教论典及梵文,不久名声大振。五年后,游历印度东部、南部、西部、北部数十国。贞观十九年(645)返长安。玄奘沿着张骞“凿空”故道[3],西行求法,往返17年,旅程5万里,带回大小乘佛教经、律、论共520夹,计有:
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一十四部,大众部经律论一十五部,三弥底部经律论一十五部,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迦叶臂邪经律论一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论三十六部,声论一十三部,凡五百二十夹,总六百五十七部。[4](www.xing528.com)
此后20年间,玄奘及弟子在长安专心译经。他还把《老子》和《大乘起信论》译成梵文,传入印度,又将入印路途见闻撰《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成为沟通中印文化的伟大使者。印度的柏乐天教授研究玄奘译作后记,赞曰:“在全人类的文化史中,只好说玄奘是第一个伟大的翻译家。中国很荣幸是这位翻译家的祖国,只有伟大的中国才能产生这么伟大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是中印两民族的共同遗产。”[5]
唐代朝廷也派官员西出求佛,如王玄策作为使节于唐初贞观十七年(643)至龙朔元年(661)间,三次出使印度求取佛法,礼佛而归,官拜朝散大夫。王玄策带回佛教文物,著《中天竺国行记》。
法显、玄奘等高僧求经西天,其梯山探险,并未得到朝廷支持或社会赞助,甚至屡屡被官府阻止(如玄奘逾关西行直接违背朝廷命令),故其艰难更在朝廷派遣的使节之上。他们凭着宗教家的顽强信念和超常毅力,历尽艰难险阻,方完成文化传入或文化传出的伟业,确乎是人类开放史上的奇葩,令人景仰。
丝绸之路又有“佛教之路”“佛法之路”称号,非虚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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