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商贸需求：推动中国文化转型

张骞、班超等人出使，以军事外交为目的，也在客观上推助了亚欧大陆商道（丝路）的畅达。然若深论之，这丝路的开辟，商贸之力更在军事外交的先头。

中原地区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至少可追溯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商代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器和扶风西周宫殿基址出土的蚌雕胡人头像即是证明。考古材料显示，战国时期，中原的丝绸、铜镜和漆器经由草原远播至西域和中亚地区。俄罗斯戈诺阿尔泰巴泽雷克冢墓就出土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战国花卉凤鸟纹织锦及山字纹铜镜。借助亚欧草原上的迁徙无定的游牧人这个媒介，中国的丝绸远传到希腊等地中海沿岸国家。这种早期的物资交流，通过自发的、间接的自然传播得以展开。

在张骞西行之前千百年，沿河西走廊、天山南北路的贸易通道久已存在，中原丝织品西传甚早，先秦典籍《穆天子传》卷三载，周穆王赠西王母“锦组百纯”，“锦组”即带花纹的丝织品，此为丝绸西传的最早记述。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著作中有关于中国丝的记载；公元前3世纪，希腊、罗马称中国西部为“赛里斯国”，即“丝国”，可见其时中国丝绸已沿着中亚、西亚陆路运至印度、欧洲。

西汉以前从中原到西域一线，只有断续、零星的民间商贸活动，自西汉开始则进而为持续、成规模的官民并行的物资人员交流。张骞“凿空”西域以后，从长安至中亚、西亚，使节之外，商贾也比肩而至；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的活动，除军政目的以外，也有确保商道畅通的意图。而活动于亚欧大陆轴心地带的惯于游徙的民族，前有粟特人、波斯人，后有大食人（阿拉伯人）更赋予丝路以商贸性质。他们从拜占庭、萨珊、印度、阿富汗，到中国从事商贸，中国的丝绸、茶叶，萨珊的金银器，罗马的玻璃器及织品，皆为其转运互换的商品。而销售及使用的范围，由宫廷、官宦播散到市井细民。

陆上丝绸之路的商贸展开，有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两条主要干线。

“草原丝绸之路”（约为天山北路）开辟较早（先秦已启动），多为民间易货，比较散漫，规模有限，如匈奴、突厥游牧民以牛羊与汉唐农耕人交换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此种“茶马互市”大体沿丝路东段进行，直到宋明仍在进行。中原农耕区用于征战和礼仪的优质马匹（“天马”等），多由此获得，故丝绸之路又有“良马之路”的美称。(www.xing528.com)

“绿洲丝绸之路”（约为天山南路）两汉开始出现，多由朝廷经营，数十甚至数百余个中外国家派遣经营使团，经由丝路，荟萃京师等城镇，展开商业贸易、人员交流，规模较大。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贡使、商人集于北魏前期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北魏迁都后，洛阳成为胡商荟萃之地。北齐时胡商入都更多，宫廷成为他们的聚集处。隋唐以下，粟特人、波斯人、阿拉伯人移居长安、洛阳及丝路沿线商贸城镇。唐长安的西市便是丝路商贸的汇集地，而东市则为国内商品交易处。俗语“买东西”即由此而来。

隋唐之际，西北商道进一步繁荣，朝廷派遣使节，除军政任务外，经商也成为重要使命。如隋代裴矩（547—627）四次往来于甘州、凉州、沙州，目的是招徕胡商，引致西域商队前来长安、洛阳，以首都贸易取代边境贸易。裴矩还搜集西域各国山川险易、村长姓族、风土物产等资料，纂成《西域图记》3卷，叙44国事，别造地图，穷其扼要。又由裴矩建议，隋炀帝派李昱出使波斯，韦节、杜行满出使罽宾（今克什米尔）、史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唐代经营西域，规模超过汉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州县；在碎叶、龟兹、疏勒、于阗设立四镇，丝绸之路更加畅达，中原人西行者愈多。

唐代西行最远者，不是朝廷使节，而是对大食（阿拉伯）作战被俘的杜环。杜环是史学大家、《通典》作者杜佑（735—812）的族人。杜环于唐天宝十年（751）随安西节度使高仙芝（？—755）与大食战于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军败，被俘往亚俱罗（今伊拉克巴格达南库法），行迹达波斯、苫国（叙利亚），于宝应元年（762）附商船回广州，作《经行记》，书佚，杜佑《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摘引数段，其关于西亚各国社会生活、伊斯兰教信仰的记述真实可信，如言及大食，“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文中还录下唐朝被俘流落大食的金银匠、画匠、绫绢织工、造纸匠的姓名，是中国工艺西传的直接记载，尤其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