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开辟动因：军事外交在中国文化转型中的作用

在古代中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国家满足于四夷贡献“方物”，朝廷则加倍“颁赐外蕃”，以证明“际天极地皆王臣”，至于以谋利为目的的商品交换，并不是朝廷对外政策的视界焦点，而探察并消弭“夷狄”对“天朝”的军事威胁，才是重心所寄，因此，军事外交构成历朝对外遣使的主要意图。两汉派出的使节，几乎全部肩负军政使命；隋唐以降，使者方兼有寻求商贸对手、远求佛法等非军事任务。

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诉求。而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形成“御胡”与“拓疆”战略，至汉武帝（前156—前87）时，“勤远略”得以大规模实施，汉民族的活动空间从黄河—长江流域扩展到中亚广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之间（时称“西域”），丝路因以开辟。

在古代，绝域远行者由牲畜负载，甚至徒步跋涉于荒漠雪峰之间，还会遭遇胡骑袭击追杀，极端艰苦危险。出使域外的使节中，涌现出一批大智大勇的英俊人物，如西汉的张骞、苏武、傅介子、郑吉，东汉的班超、班勇、甘英，隋朝的裴矩，唐朝的王玄策，他们百折不挠的行迹，显示了豪强超迈的外拓精神，将汉唐雄风发挥到极致。

张骞（前161—前114）是这批志在万里的探险者的前驱先路。西汉初，匈奴杀死游牧于河西走廊的月氏人首领，月氏人衔恨西迁塞种地区（今新疆伊犁河及以西地带），建立大月氏国。汉武帝从匈奴降者处得到这一消息，便企图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于是征募穿越匈奴领地寻觅大月氏的使者。汉中人、郎官张骞应募。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第一次出使，至南山北麓，被匈奴俘虏，囚禁十一年，虽“予妻，有子”，张骞仍“持汉节不失”^[1]，后逃出，越大漠、逾葱岭，找到大月氏。而建都布哈剌的大月氏因“地肥饶”，已无意返回故土复仇，张骞联络其夹击匈奴的目的没有达到，却先后游历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大月氏（今塔吉克斯坦及克什米尔）、康居（今土库曼斯坦），于元朔三年（前127）回长安。张骞出使时随行百余人，返回时只剩自己和甘父二人，但他那支几乎脱光了毛的“节”（使者象征）却保存下来，并双手奉还武帝。以后，张骞又于元狩元年（前122）试图经四川、云南出使印度，为蛮族所阻，未果。次年，张骞再度出使西域，意在招抚中亚诸国，尤其是说服乌孙回复故地居延泽（今甘肃及内蒙古西部），以“断匈奴右臂”。在乌孙王未决断之际，又分遣副使，出使大宛、康居、大夏、安息（今伊朗）。一年以后，这些国家都遣使与张骞的副使一同来到长安，“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2]。此后，汉使便经常出入西域，多者一行数百人，少者百余人，因往来甚众，时常“相望于道”^[3]。在前后30余年间，张骞两使西域，一使云南，史称其有“凿空”^[4]之功。凿者，开也；空者，通也。凿空外域即开通外域，此为不世伟绩。张骞在探险途中，详细考察、记载西域及云南的山水、人物、风俗、物产，《汉书》的《西域传》和《西南夷传》就是根据张骞的报告写出的，中原人获得真切的西域及云南的自然及人文知识，实自张骞始。张骞被封“博望侯”，取“广博瞻望”义，名副其实。张骞还因其豪放忠信，深得外域人士敬重，他辞世后，凡出使西域者都自称博望侯，各国因此信任之。^[5]张骞是古代中国走向域外，展示出健全、强劲的开放精神的卓越代表。

苏武（？—前60）是又一位树德于域外的杰出人物，他出使匈奴，被扣，又流放北海（贝加尔湖），仍“杖汉节牧羊”^[6]的故事，耳熟能详，此不赘。然从开放史角度观之，苏武的际遇正是那一时代军事外交的典型表现。其时汉匈战争已连绵百年，争战与通使交替进行，通使的目的也在“相窥观”，即刺探军情，故双方都有扣押对手使者的习惯，如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匈奴使来汉，功；留之以相当”^[7]。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留19年，屡被劝降，仍坚贞不屈，直至匈汉和好，才被遣返国。苏武的遭际表明，那时的对外关系全然以军事战略为转移。

傅介子（？—前65）出使西域则另有特色。汉昭帝时，楼兰联合匈奴，杀死汉使，傅介子奉朝命，以赏赐为名，携黄金锦绣赴楼兰，在宴席上刺杀楼兰王。^[8]封义阳侯。

郑吉（？—前49），“以卒伍从军，数出西域”，他的西域行的特点是任为西域都护，治乌垒（今新疆轮台北），开汉朝置西域都护之端。史称“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9]。

东汉班超（32—102）及其子班勇（？—127），是西汉外拓事业的自觉继承者。班超年轻时治文墨，后发感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砚）间乎？”^[10]遂投笔从戎。班超奉朝命，招抚西域诸国，带吏士36人，攻杀匈奴派驻鄯善的人员，又废亲附匈奴的疏勒王，巩固了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后任西域都护，封定远侯。其子班勇，曾将兵五百前往西域，与龟兹合兵击走匈奴伊蠡王。又著《西域记》，为《后汉书·西域传》所依据。

班超任西域都护时，于汉和帝永元九年（97）命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至条支的西海（波斯湾），为海所阻，乃还。^[11]甘英是两汉西行最远的人物。后人也曾遗憾甘英未能远赴罗马帝国。如果其行成功，亚欧大陆东西端的两大文明便于公元1世纪末相会合。

军事外交是“凿空”西域、开辟丝路的一大最显在的动力源。

【注释】

[1]《汉书·张骞传》。(www.xing528.com)

[2]《汉书·张骞传》。

[3]《汉书·张骞传》。

[4]《汉书·张骞传》。

[5]《汉书·张骞传》：“诸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是信之。”

[6]《汉书·李广苏建传附苏武传》。

[7]《汉书·李广苏建传附苏武传》。

[8]《汉书·傅介子传》。

[9]《汉书·郑吉传》。

[10]《后汉书·班超传》。

[11]《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四夷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