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望四海一家，化被天下，是中国人早在先秦即已形成的一种心理趋向。墨子倡言“天子惟能一同天下之义”，故“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1]；孟子更有天下“定于一”[2]的宏议，荀子则呼唤“四海之内若一家”[3]；成文于战国的《书·大禹谟》托名夏禹“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成文于秦汉之际的《禹贡》划分九州，展示出人们对统一国家的渴望和政区设计。这些哲人的理想和社会心理趋向，由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变成制度性现实。
“振长策而御宇内”[4]的专制一统使社会开放的形态和内容大异于“诸侯力政”时代，其显著特征是，朝廷集中军、政、财、文大权，充分整合内部，一面抗御游牧民族的来袭，以确保中原农耕文明的生存与发展；一面又在军力强盛时扩疆拓边。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从秦汉至明清历代一统帝国起伏交替的对外国策。
秦汉以降的一统专制帝国，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土壤之中，而这种农耕经济的性格是和平自守，国家与民族孜孜以求的是“四夷宾服”式的“协和万邦”[5]。杜甫诗云：“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表现了讲究“好生之德”的华人既有抗御外敌入侵的坚强决心，又不热衷于无限扩张疆域、滥杀生灵。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吟咏道：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6]
表达了农耕民族特有的对外关系意识：修筑边关也好，飞将军李广出征塞外也好，都是为着防范“胡马”南袭，呈现一种防御态势。而这种防御性的国防观念最宏伟的物化表征，便是沿着东亚大陆400毫米降水线——也即农耕区和游牧区分界线修筑的万里长城。
汉字的“城”有“自守”义。一般的城，是指四周壁垒环绕，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而长城却是东起渤海湾、西抵祁连山的漫长防御工事，故又有边垣、边墙之称。其功用在于抵挡“来如飙风，去若闪电”的游牧人铁骑进犯，以免农耕文明在游牧人无休止的袭扰下归于毁灭。而栖息于亚欧大陆干燥的中心区的游牧民族对湿润的周边（东亚、南亚、西南亚、东南亚）农耕民族的袭扰，是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一大主题，直至热兵器（枪炮）使用之前，游牧人因其强悍和机动性，在军事上一直对农耕人占据主动。处于防御地位的农耕人尽管文明水平较高，却被动挨打，尤其是缺乏自然屏障，又未能建造有效防御工事的农耕区更易受到打击，如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中亚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一度繁荣的城市和发达的灌溉农业区，先后被亚述人、波斯人、突厥人、蒙古人洗劫一空、破坏殆尽，很长时期不能恢复昔日盛况。相比之下，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农耕区，虽然也曾多次受到游牧人的袭击，但由于有长城的环护，当中原王朝有能力凭借长城防卫系统抗御胡人来袭时，农耕文明便可以安然无恙，即使长城被攻破（最突出的事例是蒙古铁骑和满洲八旗越过长城），也因为长城这道环护农耕区的屏障，使农耕人有可能重新恢复文明传统，再现辉煌。所以，绵延万里的长城的修筑，不仅显示了华夏族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令人惊叹的创造才能，而且具有毋庸置疑的正义性和历史进步性，诚如孙中山所说：“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与大禹治水等。”
长城除军事防卫功能外，它还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往线。这是因为，长城遏制了游牧人对农耕人的毁灭性冲击，使得两类文明有可能进行平等互利的双向开放，纵观两千多年的长城史，这条逶迤万里的边垣虽然时常烽火连天、战鼓急骤，但在偃旗息鼓的和平时日，长城诸关隘又是牧民与农人交换物资的孔道。早在汉代，长城沿线即为从胡人那里购进驴马牲畜的去处，所谓“羸驴
驼，衔尾入塞；弹
马，尽为我畜”；唐朝则在长城沿线与突厥互市，突厥人用马、牛等畜产品与汉人交换丝织品，汉人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传入突厥，武周时即经由长城关口给突厥“种子四万余石，农器三千事以上”；唐朝还在长城沿线与回纥进行绢马交易，白居易曾有详细记述；至明代，在“俺答封贡”，边患缓解以后，便在陕西三边、大同威远堡、宣府万全、张家口等长城各关口开设市场，蒙古族以金银、牛马、皮张、马尾等物，与汉族商贩以绸缎、布匹、釜锅以及茶糖等相交换，这便是著名的“茶马互市”。农耕与游牧这两种并存而异质的文明之间，既有剧烈冲突的一面，又有互补相容的一面，一部长城史便是见证。
战国时，各国竞相修筑长城，分“互防”“御胡”两类。秦灭六国后，一方面拆除互防长城，以整合国内；另一方面，为防范匈奴南进，命蒙恬沿黄河、阴山设立亭障要塞，北面和东面利用赵、燕御胡长城，西面利用秦昭王时的御胡长城，使之连接成西起临洮（今甘肃泯县），东迄辽东，绵延近万里的长城，用夯土筑成。汉武帝时，又建起2000多里长的河西长城，以护卫河西走廊边陲安全，与秦长城相连，从敦煌到辽东，共长11500多里。昭帝、宣帝又续修长城，终于筑起一条西起罗布泊，东到黑龙江北岸，全长2万里的长城，沿途城堡相连，烽火相望，蔚为壮观。以后，北魏为防柔然而修长城；北齐为防突厥、契丹而修长城；隋朝为防突厥四修长城；金朝为防蒙古，大修界壕、边堡。至明代，先为阻挡北遁的蒙古人袭扰，后为抗御满洲南进，从洪武至崇祯的270多年间不断修筑砖石长城，经营长城防御系统。不过，秦汉长城凭借黄河河套及阴山天险而筑，宋明以降，国防线已后退数百里，至山西大同、陕西榆林一线，无天险可据，全凭长城阻挡游牧人的南袭，其国防渐形脆弱，退守心理也日益滋长，给对外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则渐趋严重。如北宋“澶渊之盟”，以输银10万两、输绢20万匹作为辽军北撤的条件；南宋“绍兴和议”以年纳银26万两、绢25万匹与金朝达成协议。退守、积弱之态毕现。明代即使在强盛的洪武、永乐年间，也有一种“恐外”情结左右朝野。明太祖朱元璋大兴“胡惟庸案”，罪状之一便是“通倭”（通倭寇）、“通虏”（通蒙古人）。明成祖朱棣一面有“五征漠北”及“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一面对民间外贸严加防范，其担心的也是“内外勾结”威胁皇朝稳固。
在东亚大陆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其对外政策并不仅仅只有和平自守这一种形态，当条件转化时，也不乏武功外拓的表现。当此之际，长城已不再具有国防线的意义。一种情形是，由塞外游牧人入主中原建立的一统帝国，如元朝和清朝，其兵锋远至西域甚至西域以外，长城这道昔日的“华夷天堑”已形同虚设，故而清朝康熙皇帝曾有“修筑长城，实属无益”的壮语；另一种情形是，汉人建立的一统帝国如初唐，其军力强盛，对外战略的重心是“外拓”而并非“自守”，当臣下建议唐太宗修复长城时，这位豪强的君主以“安用劳民”一笑置之，并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气象何等宏阔。
总之，大一统帝国当国力强盛时常有开疆拓边、纳四夷“使如一家”的包容精神。就大举拓边而言，著称于史的有西汉时武帝、昭帝、宣帝多次派遣大军绝域远征，邀击匈奴，进而建立西域都护；东汉明帝时窦固、和帝时窦宪击败北匈奴；唐代太宗时击败东突厥，太宗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中原王朝皇帝、西域诸族可汗一身二任焉；明代成祖时五征漠北，加强了对蒙古地区的管辖，又在西北地区设置卫所，还实施对西藏的管理，在东北建立奴儿干都司指挥使司。正是这些开疆拓边活动方奠定今日中国版图的基础，并拓宽了中国人开放的视野。
以汉武帝开疆拓边的历史作用而论，以往多从军事史、边疆史考察，其实，从中华开放史角度言之，其重要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西汉初年，自高袓以至文帝、景帝的近百年间，匈奴一直是巨大威胁，雄武善战如高祖刘邦，也在对匈奴战争中陷入“白登之围”，若非陈平献美人秘计，几乎沦为俘虏；惠帝则在匈奴军事威胁下送出公主给匈奴冒顿单于，谓之“和亲”；文帝时，匈奴兵锋逼近长安，京郊的细柳、棘门、霸上都被划为战区。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又经过“文景之治”奠定的厚实物质基础，武帝便在对匈奴的关系上转守为攻，令卫青先后七次出击匈奴，霍去病先后六次出击匈奴，李广利先攻破大宛，得善马三千，再攻击匈奴；以后，昭帝、宣帝继续对匈奴发起进攻，方阻遏住匈奴的东进和南袭锋锐，汉人的军旅、使节和商贾得以走向西域。对于这一历史性转折，当代史学家翦伯赞曾这样评论：“中国的中原种族，在四周诸种族的历史抑压中，过渡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代。……中原种族紧紧地封锁在黄河流域的狭隘世界之中，过着一种被囚禁的生活。”“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很快地过去了，不久便到了汉武帝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原种族，已经在长期的历史抑压中，发展成为一个坚强而有力的历史个体，于是他便在中国境内，起着核心的作用展开了空前的历史膨胀。这在中国历史上，便是汉武帝之‘勤远略’。”[7]就中国开放史而言，这是一个突破性进展，汉民族的活动空间从黄河—长江流域扩展到中亚广袤的草原、沙漠和雪山之间。
鉴于文景之时匈奴屡屡入犯塞内，对黄河中游农耕区造成破坏，甚至出现势逼长安的危局，武帝即位便用王恢计，诱匈奴入马邑，欲一举歼灭，却事败垂成。以后，武帝任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多次出塞，大破胡骑，奠定对匈奴的军事优势。宣帝时又“大发兵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出”，与乌孙夹击匈奴于天山之北。此后，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攻杀、分裂，南匈奴臣属汉朝。东汉时，汉匈战端再起，车骑将军窦宪率汉军大破北匈奴，匈人西迁，长达300年的汉匈战争告终，中原农耕文明得到一段安宁，同时还使“汉朝的文明光辉，已经把西藏、青海除外之今日的整个中国，照得通明，并且通过南山北麓之颈形的狭管，在天山南北，射出它的光辉”[8]。从而与西方的罗马文明相映照，并使东亚文明与中亚、西亚、欧洲文明出现了陆路交会的可能，这不仅在中华开放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空前的意义。(www.xing528.com)
除对匈奴的战争外，汉武帝又屡屡发师，东讨朝鲜，南征南越，西平西南夷，开疆拓土，达于极盛，正所谓“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汉武帝的开疆拓边，自汉代开始即褒贬互见、毁誉参半。宣帝即位，曾打算立庙以褒扬武帝“廓地斥境”的“功德茂盛”，却受到夏侯胜的驳议：“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9]这正是农耕文明的一种价值取向：以和平安定为“上德”，并不赞许穷兵黩武。这种价值取向反映到社会开放层面，便是自我确认“天朝上国”身份，主张以文德“服远人”，令“四夷来王”。中华农耕文明虽然孕育出汉武、唐宗这样开疆拓土的英武之君，以及卫青、霍去病、李靖这样“勤远略”的军事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养成安于“自保”、不事“外拓”的国策。明代万历年间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发现，明朝的军队是他所见到的世界上数量最庞大、装备最精良的军队，但这支军队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人并没有想到以这支军队侵略别国。[10]来自殖民扩张时代的“泰西”的利玛窦，其观察是准确的：建立在自给自足农耕经济上的中华帝国企望的是和平自守，这与以军事征服、战争掠夺为生活方式的游牧民族大相径庭，也与以商品交换和海外殖民为致富手段的近代工商业民族判然有别。从这一视角观察古代中国的开放与封闭，许多问题方能迎刃而解。
【注释】
[1]《墨子·尚同上》。
[2]《孟子·梁惠王上》。
[3]《荀子·议兵》。
[5]《书·尧典》。
[6]《前出塞》九首之一。
[7]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版，第144—145页。
[8]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版，第144—145页。
[9]《汉书·夏侯胜传》。
[10]参见利玛窦：《中国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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