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是齐、秦、楚、燕、魏、赵、韩七个诸侯国争强竞胜、战乱连年的时代，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同时，这又是列国竞相变法的“古今一大变革之会”[2]，而列国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调整内外关系，实行有助于富国强兵的开放政策。其中尤其值得后人咀嚼的是赵武灵王就“胡服骑射”与众卿展开的一场论战，以及秦国关于客卿制利弊的探讨。
战国中期，赵国面对着四邻强敌，诚如赵武灵王所分析的：“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3]赵武灵王从增强武备着眼，决定改易胡人装束、学习胡人骑射本领，又惟恐物议，他在同“先王贵臣”肥义谋划时便表露了自己的顾虑：“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议寡人，奈何？”[4]肥义以“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国”[5]的先例，鼓励赵王大胆学习四夷。但当赵王以“易服”主张征求叔父公子成的意见时，公子成立即反对，其论据是：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6]
公子成的这番话颇具典型性，它表露了作为拥有礼仪制度、文物典籍的中原华夏族的自傲，认为夷狄学华夏，理所当然；华夏学夷狄则不可理喻，从而将自身封闭起来。赵王从“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7]的战略目标出发，力驳公子成：
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夫翦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故礼服莫同，其便一也。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是以圣人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礼。[8]
赵王用变易哲学（“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驳斥公子成的“古道不变”说，这在战国年间的变法之议中随处可见，不足为奇；但赵王以“胡技可取”之论批评公子成的“蛮夷不可近”，认为凡是利民、厚国的礼法器用皆可采而用之，即使来自胡人也不必推拒，此种认识在“华夏优越论”盛行之际显得难能可贵。
赵武灵王为着强兵固国，力排众议，把研习的视野向游牧人开放，令长袖博带、惯于车战的农耕人短装束袖、骑射自如，赵国军力大增，数年间灭中山，“逾九限之固，绝五径（太行山诸径——引者注）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9]。这是开放政策取得实绩的一次成功的范例，而且，这种“开放”又是面向夷狄，实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路的先河，而公子成的自我封闭，其运思路向也颇有典型性，直至19世纪中后期，倭仁、徐桐等顽固派反对洋务，所持论点亦与两千多年前的公子成别无二致。
如果说，战国中期赵武灵王与公子成围绕“胡服骑射”展开的论战，关节点在于：华夏族是否应当敞开襟怀，采借夷狄文化的长处，以求得自身的健康发展，那么，战国晚期发生在秦国宫廷的一番驳议，则涉及列国间士人流动的合理性问题，这是当时“开放”与“封闭”两种国策冲突的又一关节点。
士，在殷商西周本指贵族的最低等级，由卿大夫封予食地。春秋时，作为贵族下层、庶众之上的士，多为卿大夫家臣，有的保留封地，不脱贵族余韵；有的则打破铁饭碗，成为游学列国的自由职业者。“士竞于教”[10]，多受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春秋末和战国，“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11]的士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通称，人们不再追究其在宗法等级中的身份，庶众皂隶“因文学，正身行”[12]而上升为士的，屡见史载。
士既然大都失去食封，或者本来便没有食封，只能凭借知识技艺博取公卿大夫的任用，“游学”“游宦”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商贾同为中国社会流动性较大的人群。如果说，商人是物资流通的推动者，士人则成为知识信息传递的主要承载者。
周朝素有善待士人的传统，周公在其子伯禽代就鲁公位时，谆谆告诫：“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公位时慎勿以国骄人。”[13]到春秋间，竞霸的诸侯们从增强国势着眼，都重视招贤纳士；战国时公卿更竞相争取士人，形成“养士”之风。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四公子”，门下都豢养食客数千，多为才艺之人，包括鸡鸣狗盗之徒。而士的向背，关系列国盛衰存亡，所谓士“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14]。
就后起的秦国而言，特别注意从东方诸国求取贤士，如秦孝公重用卫国公子商鞅，推行变法，使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15]。自孝公起，秦的相国或执政大夫多为东方客卿，公孙衍、张仪、范睢是魏人；甘茂、李斯是楚人；楼缓是赵人；蔡泽是燕人；吕不韦是韩人。秦从一个落后的“西戎”，壮大为西方强国，积淀了扫六合、一天下的充沛国力，与广招客卿大有关系。然而，这一人才开放政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反对者时时发难。秦王嬴政时期便在宫廷爆发过一场激烈论争。
其时，韩国水工郑国来秦，作灌溉渠（即“郑国渠”），令费人工，使秦不东伐韩国。当这一计谋被揭发出来以后，早就对客卿深怀忌恨的秦宗室大臣向秦王进言：“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16]李斯也在被逐的客卿之列。当此客卿制存亡危急之秋，李斯上书秦王，遍论秦国广纳客卿的巨大成就。这篇《谏逐客书》说到，秦缪公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17]以下又讲到孝公用卫人商鞅变法，惠王用魏人张仪之计，昭王用魏人范睢，都取得骄人成果。李斯据此对缪公、孝公、惠王、昭王招纳、重用客卿开放的政策大加赞颂，对客卿的功绩给予肯定：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18]
李斯进而论证封闭的危害：
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19]
李斯这篇文情并茂的上书打动了嬴政，“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官至廷尉。二十余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20]。
《谏逐客书》是讨伐人才封闭政策的檄文，更是对晚周数百年间列国争取人才、敞开国门、招贤纳士的开放政策的总结。而“扫六合”“一天下”的秦帝国的建立，则是这种开放的用人方针的胜利。
【注释】
[1]《孟子·离娄上》。(www.xing528.com)
[2]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
[3]《史记·赵世家》。
[4]《史记·赵世家》。
[5]《史记·赵世家》。
[6]《史记·赵世家》。
[7]《史记·赵世家》。
[8]《史记·赵世家》。
[9]《战国策·赵策二》。
[10]《左传·襄公九年》。
[11]《墨子·贵义》。
[12]《荀子·王制》。
[13]《史记·周鲁公世家》。
[14]《论衡·劾力篇》。
[15]《史记·商君列传》。
[16]《史记·李斯列传》。
[17]《史记·李斯列传》。
[18]《史记·李斯列传》。
[19]《史记·李斯列传》。
[20]《史记·李斯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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