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转型：华夷交会与诸文明互动

“开放”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还有另一层含义：开放的主体——民族与国家，并非凝固不变，而是在历史中形成与发展的，因此，不同的时代，“开放”便具有不尽相同的内涵。例如，诸侯林立、各自为政的春秋、战国，其“开放”既有别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西周的“方国外交”，更不同于秦汉大一统帝国与外邦异域的交往。

春秋战国王室衰微，各城邦及城邦联盟据地而立，彼此争战兼并，这一历史时期社会“开放”的重要内容便是各诸侯国的交互关系：列国间征伐、弭兵、创霸、盟聘、合纵连横，演出一幕幕跌宕起伏的悲壮剧，展现了社会开放的多彩风姿。如齐桓公接受鲍叔牙的推荐，起用曾箭射自己而且“三仕三见逐于君”的管仲^[1]，管仲则竭智尽力，辅佐桓公成就霸业，人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2]。这正显示了开放主义用人方针的优胜。又如晋国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长期流亡在外，曾“奔狄”“适齐”“过卫”“及鲁”“及宋”“及楚”，又被楚“送诸秦”^[3]，与列国君臣周旋，极尽勾心斗角之能事，表明列国间错综复杂的交互关系，从中亦不时闪烁着开放政策的光耀。

春秋战国间士子的游学也是社会开放的重要表现。鲁人孔子适齐，与齐太师语乐，与齐景公论政，又向老子问礼于周，还栖栖惶惶地适卫、适陈、过匡、去鲁、适宋，司马迁概述为“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4]；宋人墨翟则足迹遍中原，在鲁、卫、楚、齐诸国为“非攻”“兼爱”而奔走^[5]；邹人孟子以“仁政”“王道”游说诸侯，“道既通”便遍历齐、宋、薛、邹、鲁、滕、梁（魏）等国。^[6]至于苏秦、张仪、蔡泽等纵横家，更是频繁地出秦入魏，访齐走燕，撮合、离间，纵横捭阖，成为促进社会开放的活跃分子。

士人的流徙和大行私家讲学之风，促进了学术的交流和繁荣，儒、墨、道、法、阴阳、名、农、纵横、杂、小说诸家都各有创造，自成学派，它们彼此论辩批判，又相互汲纳。齐国还在国都临淄设立学宫，因在稷门附近，称“稷下学宫”，招集列国诸学派文士，“不治事而议论”，讲学著书。凡此种种，造成百家争鸣、诸子会通的盛况。士人的流动、学术的开放，开辟了中国文化史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

春秋战国间社会开放的又一主题是如何处理“华夷之辨”。由于王政衰微，列国争战，周边四夷乘虚而入，中原农耕文明面临严重威胁，西周便是被申、缯和犬戎攻灭的，平王东迁后，戎人继续自西面威胁东周；北狄也逐步向中原挺进，曾入侵晋国、大败邢国、攻破卫国；被中原人称之“南蛮”的楚人则在长江流域发展，败随国，灭申国、息国、邓国，服陈、蔡，干预郑国事务。从中原人看来，确乎是“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7]。在这一过程中，华夏族与四夷由冲突而融合：齐国是诸夏与东方诸夷融合的中心，晋国、燕国是诸夏与北狄各族融合的中心，秦国是西方各族融合的中心，楚国是南方各族融合的中心。

华夷杂处的格局，导致两种文化动向，一是夷狄华夏化，进为文化素养较高的族类，如与齐鲁临近的东夷便是如此。其代表人物郯子朝觐礼仪之邦鲁国，能够就礼制诸问题侃侃而谈，应对自如。孔子得闻，立即求见郯子，向其请教，事后还发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8]的感叹。另一情况是戎狄交侵导致中原人的文化倒退，如平王东迁后，辛有到伊川一带，发现当地人已经戎狄化了。^[9]鉴于这后一情形，春秋五霸竞相打出“尊王攘夷”旗号，如齐桓公用管仲献策，“诛无道以定周室”^[10]，抗击狄人，存邢救卫，成为众望所归的霸主；晋献公在巩固内部以后，便讨伐骊戎，打败北狄；晋文公则采纳狐偃“求诸侯莫如勤王”^[11]的建议，将尸位素餐的周王抬出，击退北上问鼎的楚国锋锐，从而取威定霸。可见，如何在华夷关系问题上进退有据，成为列国研讨的重大国策，影响着这一时期社会开放的运作。

春秋战国还是生产力显著提高（以铁器使用和牛耕为标志）、生产关系变革（以解放奴籍、私田出现、土地买卖为标志）的时代，这为社会开放提供了有力手段，尤其是“处商就市井”^[12]的新格局，刺激着商人阶层成长与活跃，商贾出身的鲍叔牙做了齐君之傅、管仲就任齐卿，郑国商人弦高于贩牛途中诈为郑使以犒秦师，秦师以为偷袭郑国的消息走漏，遂退却，^[13]弦高因以名显诸侯。上述都是商人成为政坛要角的著名事例。至于协助越王勾践完成灭吴复国大业的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14]。春秋晚期的卓越政治家范蠡放弃在越国做官的机会，却去齐国“陶”这一要冲之地从事商品交换（故“陶朱公”后来成为大商人的代称），终成巨富，表明商人地位的提高。而战国时周人白圭提出“人弃我取，人取我与”^[15]的经营方针，揭示了商业活动的规则，这一规则驱动着社会产品交换及人员流动，成为社会开放的必要前提。荀况对这种交换畅达的局面有具体描述：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纭、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16]

这种四海交通、中国得以利用的情形，使水边的人有山林产品，山林中人有鱼吃，农夫不事手工业却有器械用，商人不耕田而食品丰盛。这正是“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17]的产品交流境界，显示了社会开放的优越性。

【注释】

[1]《史记·管晏列传》。

[2]《论语·宪问》。

[3]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4]《史记·孔子世家》。(www.xing528.com)

[5]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后语·墨子传略》。

[6]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7]《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

[8]《左传·昭公十七年》。

[9]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10]《管子·小匡》。

[11]《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12]《国语·齐语》。

[13]《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

[14]《史记·货殖列传》。

[15]《史记·货殖列传》。

[16]《荀子·王制》。

[17]《荀子·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