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从原始封闭走出的艰难历程

“开放”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在历史中形成、在历史中发展的过程。文化开放的程度，就总体而言，是由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类型决定的，因此可以说，文化纵向发展的程度和性质制约着横向交流，也即开放的规模和内容。

原始社会生产水平低下，人们少有剩余产品可供交换；同时，个人意识尚未觉醒，人际间的联系是胞族间的偶尔交往（如族间战争），人们被禁锢在血缘团体的狭小空间，处于一种“原始封闭”状态。

进入父系氏族制时代，农业、畜牧业、手工业水平提高，略有剩余产品（如牲畜、陶器），交换便应运而生，此即所谓“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1]。到部落联盟时代（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人们“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2]，部落及部落联盟间开始具备彼此交往的要求和手段，但其规模还十分有限。

以文字的发明及使用、金属工具的发明及使用、城市的建立为标志，人类越过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跨进文明的门槛。在中国，这一转折发端于夏代，完成于商代。从大禹“以铜为兵”^[3]“铸九鼎”^[4]之类传说看，又参之以河南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发观的各类青铜器和铸铜作坊遗迹，可以认为夏朝已进入青铜时代；而在夏文化遗址发现的陶器刻画符号可以视为早期文字，不过，成熟的、已被系统破译的古文字是殷墟甲骨文。夏、商两代作为初期文明时代，借助使用金属工具创造的物质财富，又利用文字的信息传递功能，使文化横向传播的力度有所增强，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夏王后相曾征伐淮夷、畎夷、风夷、黄夷，又有“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后芒即位，“九夷来御”。这都表明，中心区在黄河下游的夏人与东方诸族既相斗争，又礼尚往来；至晚夏，夏人西迁至黄河中游，与戎狄往还。灭夏据中原的商人，过着游农生活，屡屡迁徙，与各方国礼聘往还，所谓：“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5]（国都附近有千里，乃是人民聚居地。开始又有四海区，四海小国前来朝贺。）

起于今陕西泾水、渭水流域的周人，久与戎狄交往，剽悍刚劲，灭殷以后，统一中原，拓植东土。周公祭祀周始祖后稷的颂诗说：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丕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6]

（大有文德是后稷，功德能和那天齐。种粮养活众百姓，无非是你有德行。留给我们好麦种，天命用来养民众。你疆我界莫要划，布陈农政于中夏。）

显示了一种将农耕文化广布中夏的阔大气概。周初大封建以后，周天子则通过封禅四岳，遍巡天下，达到与诸方国沟通的目的，所谓“于皇时周，陟其高山”；“敷天之下，裒时之对，时周之命”^[7]（真美啊，我周邦，封禅四岳把山上；普天之下去巡遍，山川众神都配享，是周受命而为王）。

夏、商、西周人们的活动空间较之原始封闭的氏族公社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王者更有“无此疆尔界”的襟怀。这与当时社会交往的物质手段的改善有关系，如夏代设立制车职官，史载，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8]。生活于晚周的孔子仍津津乐道“乘殷之辂”^[9]，则指殷商流传下来的车辆，而驾车成为周代学校教育的科目，足见物资及人员流动被重视的程度。

与社会开放有干系的又一情形是，商代已兴起一批不事农耕、专务买卖，又并非为了满足自己的直接消费，却因谋利而不辞辛劳地从事交换活动的商人阶层^[10]。至西周，商业被列为王官“九职”之一^[11]，形成“工商食官”^[12]格局，地区间的土特产交流随之发展，《诗经》所载“元龟象齿，大赂南金”^[13]“金道锡行”，便是指南方以大龟、象牙、铜、锡与北方交易或入贡。私人商业在此间也应运而兴，国家则采取一些方便行商的措施，“门闾毋闭，关市毋索”^[14]，同时，国家又从国防安全出发，对行商等流动人口“执禁以讥，禁异服，识异言”^[15]，对人员流动抱有很高的警惕。同时，此际除商贾等少数人，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还封闭在村社内，过着“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16]的生活。

中华先民一步一步从“原始封闭”走出，但步履艰难。

【注释】

[1]《易·系辞下》。

[2]《易·系辞》《世本》《拾遗记》《淮南子·泛论训》多有此类记载。

[3]《越绝书·记宝剑》。(www.xing528.com)

[4]《左传·宣公三年》。

[5]《诗·商颂·玄鸟》。

[6]《诗·商颂·思文》。

[7]《诗·商颂·般》。

[8]《世本》。

[9]《论语·卫灵公》。

[10]《易·无妄》对商人的描述是：“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11]《周礼·天官·冢宰》。

[12]《国语·晋语四》。

[13]《诗·鲁颂·泮水》。

[14]《礼记·月令》。

[15]《礼记·王制》。

[16]《老子》第八十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