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相当严峻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其理论资源多来自苏俄与共产国际。苏俄及共产国际一贯将其理论与方法宣布为普世法则，而初学马列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把来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国际的理论、方法乃至语汇奉为圭臬，这是中国社会史论战许多参加者共有的倾向。十月革命前后，列宁（1870—1924）及布尔什维克在与第二国际的议会路线作斗争的过程中，强调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强调武装夺取政权，通过变更政治上层建筑、改变生产关系来达成社会的历史性跃进，其对唯物史观的诠释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斗争取向，并从国际阶级斗争（时称“世界革命”）的宏观视角，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提出了规定性模型，从而对中国学人理解与运用唯物史观起着导向作用。
纵览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派的滔滔雄辩，可以发现，各方学术观点大异，政治立场对立，辩论的火药味浓厚，然而，透过论战的硝烟，可以见到诸营垒的异中之同，这便是不同程度地信奉来自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单线直进史观”。论战诸方多迷信欧洲历史模式（其实，这种历史模式是苏俄理论家概括的，欧美学界主流并不认可），并以之裁量中国历史。这大约是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界的一种思潮，某些新锐学者或轻或重地患着“左派幼稚病”。
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新生命派”，有强调共性论的倾向，如主张西周封建的陈邦国1931年说：“解剖欧洲社会的手术刀（这积有几十年的工夫，已达到成功了），也同样可以解剖中国社会。”[32]当然，陈氏又指出：“研究中国历史，不能够呆板地把西洋史译成中文，而只嵌上一些尧、舜、禹、汤等人物的名称，就可以塞责的。”[33]
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方往往只注意到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关于历史普遍规律的论述，而忽略关于历史多样化发展的论述，忽略唯物史观是历史发展普遍性与多样性之统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是试图从历史的物质基础出发，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但他对社会形态诸阶段的演进模型，历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34]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是他在19世纪中叶主要立足于西欧历史概括的发展序列，并未强调此一序列的普世性，特别加上“大体说来”的限定语。而且，马克思在1857—1858年为准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而写作的经济学手稿又指出，亚细亚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并非一个系列中的先后递进阶段，而是人类社会走出原始社会的三种不同路径，申述了历史的多线发展观。
究其学理脉络，单线历史进化观是古典进化论的产物，它试图将原始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世界各地的多种社会形态，如亚细亚形态、斯拉夫形态、日耳曼形态、古典形态等塞进一种单线模式，这显然与唯物史观的辩证思维相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论及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时指出：
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35]
我们应注意“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顺序”“通过不同的阶段”的提法。而单线直进历史观恰恰抹杀了这些“不同”，以西欧历史模型套用于中国历史。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较多从历史普遍规律立论，那么，70年代以降，马克思特别用力于描绘各地区、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网状脉络，指出通向“资产阶级社会”的途径绝非单线的、而是多途的，除西欧式的封建所有制外，还列举了其他路径，诸如“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36]。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针对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1842—1904）对《资本论》的曲解，尤其是米海洛夫斯基把西欧社会发展道路套用于俄罗斯等东方社会的做法，讲了这样一段话：(www.xing528.com)
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7]
马克思在这里明示自己与历史单线进化论者的原则区别，特别声明：他从西欧历史概括出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并非一把万能钥匙，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即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演化出资本主义），西欧式的历史进化路线，并不是人类各民族必然经历的道路。马克思严厉批评历史单线发展论，拒斥以此论概括自己的学说，从而为探索中古世界的多元发展路径保留了广阔空间。在以唯物史观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的历史进程时，我们尤需重视马克思的这一郑重声明，重视马克思研究历史问题所表现出的注重特殊性的严谨态度。
有学者以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为中心，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相关论述，特别是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所作的笔记（“民族学笔记”），将人类历史从古代到中古，由中古到近代的多途发展，以简图表示如下：
① 袁林：《两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此表当然还有可推敲之处，但有助于我们直观地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描述的人类历史多线条进程，有助于走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单线直进的历史框架，认识古代及中古世界多样化异途演进的实际状态。
马克思晚年在肝病缠身、第一国际指导任务繁重的情形下，搁置《资本论》写作，关注欧美新兴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前沿成果，借以研究非西欧地区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材料，他的这一努力，正是为了发现人类历史的多样化情景，从而在更高层级上总结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手稿，长期“藏之深山无人识”，直至20世纪中期才在苏联渐次发表。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L.Krader）对马克思几种笔记加以整理，于1972年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The Eht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Assen，1972）之名出版，引起国际学界重视。至于在中国，这些笔记的中文译本，则迟至1985年12月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方基本刊出（关于菲尔的笔记还在此后发表），中文版说明将这些文本总称“马克思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笔记”。199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文译本，较完整地展示了马克思的人类学、民族学笔记，从中可以得见马克思关于诸民族历史演进的不同道路的深刻思考。而这些中文译本距马克思笔记书写时间已逾百年。
时值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派诸公，当然不可能读到马克思这些以研讨历史多途演进为重心的笔记，他们接触到的只是前期马克思阐述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论点（而且多为经过一再转译的片断），因而将片面强调历史共性的历史单线进化论误认作唯物史观，把从西欧史提炼出来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递进阶梯视作普世性的不二路径，也不为怪，我们不必深责前贤。然而，时至历史科学长足进展，各地域、各民族历史多途演进的情形得以充分揭示的现代，特别是在马克思相关论述昭示天下的当代，如果继续把历史单线进化说视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视作普世性模式，则是一种很不妥当的陈见。
针对单线递进说的偏误，已故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1927—1996）提出“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所谓“一元多线”，是指在同一生产力发展水平上（一元），因各地的历史、地理条件各别，各国、各民族的发展道路多途（多线），社会形态呈现多样化状貌。[38]此论与世界诸民族历史的实际进程相切合，是对历史单线递进说的驳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