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诸流派（杜威学说、罗素学说、白璧德学说等）联翩来华，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脱颖而出，最受人文社会科学界欢迎。一个有趣的现象是：1929—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参论诸方政治取向大异，成敌对之势，却几乎都宣称信奉唯物史观，不仅“新思潮派”及在日本的郭沫若等左翼学者高张唯物史观旗帜，而且陶希圣等国民党文士、顾孟余（1888—1973）等国民党“改组派”，自称“第三种人”的胡秋原，也竞相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者自命，熟悉马、恩原典的“动力派”李季等更以唯物史观的正宗传人自居。且不论这种现象的社会、政治原因，仅就学术层面而言，这正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试图以社会科学的新进理论与方法诠释社会、诠释历史的表现。
传统史学的中心题旨是王朝的盛衰更替，以政治史为基本，而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派运用唯物史观，不再把视野局限于王朝更迭及政治制度变迁，而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作历史枢纽，观照由社会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共同构建的历史全体，试图对中国史作贯通性诠释。仅以“中国封建社会”一题而论，“封建”不再指一种政体或一个事件，而提升为以经济制度为基础的通览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种社会形态，使表述政制的旧名“封建”跃升为表述社会形态的新名“封建”。这是旧史家所没有也不可能做到的。
社会史论战中唯物史观占据上风，整个讨论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进行，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科学步入中国学坛的表现。(www.xing528.com)
自“五四”以降，“科学”成为国人景仰的理念，如胡适所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24]而“五四”以降人们对“科学”的认识，超越清末的“格致”观，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扩及社会、人文领域，陈独秀说：“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25]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社会学”（列宁语）[26]，而“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作为科学的社会学、科学的历史学被中国知识分子欢迎与接受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方，或者使用从日本传入的唯物史观语汇及理念，或者直接从英、德、俄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共产国际相关言说，以之作为理论依据，这正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皈依科学，试图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诠释社会、诠释历史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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