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转型：近代管窥

“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声势大增，并逐渐深入到历史学科领域，这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有集中体现。

民国年间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三次较具规模的论战——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即所谓“科玄论战”；1929—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30年代中期的“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论战。如果说，“科玄论战”是科学主义与古典人文主义之间展开的激辩，“全盘西化论”与“文化本位论战”是中西学术的主辅之争，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则是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进行，在唯物史观框架内展开的，正如论战的重要阵地《读书杂志》的主持人王礼锡（1901—1939）1931年撰文所说：人生观论战的科玄之争，是“极端唯物”（指科学主义）与“极端唯心”（指古典人文主义）的辩议，而“在中国社会史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23]。这里的“唯物论”即指“历史唯物论”。王礼锡把中国社会史论战视作历史唯物论内部的派别之争，大体符合实际。诚然，中国社会史论战并没有发生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之间的交锋，参论诸方似乎无不服膺唯物史观，然而，论战各派对中国历史的概括与诠释却分歧甚巨，这显现出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与运用的复杂状貌。

运用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历史与现状，发端于1928年前后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此次辩议的论题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为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抑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决定中国革命性质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为何（前资本主义抑或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稍早开始于苏联和日本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相联系。“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以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的论述为武器，探讨东方国家的社会形态和特殊发展道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由此出发，进而考察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而要确认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就必然追溯往昔，从而引发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这便是展开于1929—1933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www.xing528.com)

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参加者，多为曾经留学东洋、西洋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据统计，他们平均年龄26岁），其政治派别繁多，有中国共产党理论界人士组成的“新思潮派”（因在上海主办刊物《新思潮》而得名），主要论者王学文（1895—1985）、潘东周（？—1935）、朱镜我（1901—1941）等；有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托陈派组成的“动力派”（因在上海主办刊物《动力》而得名），主要论者李季（1892—1967）、刘镜园（1902—1987）、严灵峰（1904—？）等；有国民党改组派文士组成的“新生命派”（因在上海主办刊物《新生命》和新生命书局而得名），主要论者陶希圣（1899—1988）、梁园东（1901—1968）、顾孟余、梅思平（1896—1946）等（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因标榜恢复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改组精神而得名）；熟悉社会主义学说的自由主义者胡秋原（1910—2004）也投入论战。此一论战的舞台在上海，却牵动全国，乃至海外华人学者，如时在日本的郭沫若（1892—1978）、王亚南（1901—1969）等。几年间，数十位论者发表文章百余篇，出版著作30余种，规模远在“科玄论战”之上。

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方竞相援引马、恩、列，引述较多的是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今译《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论》（今译《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论战参加者纷纷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此一论战的重要园地《读书杂志》曾准备在1933年马克思逝世50周年之际出版“马克思专号”（后因故未果）。这一切都表明，从“五四”至大革命后的十余年间，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大有进展。如果说“五四”时期胡汉民发表《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试图“拿唯物史观应用到中国哲学史上”，李大钊以唯物史观解析中国历史，尚属个别行为，那么，大革命失败后展开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诸派，纷纷以唯物史观的某些论说作依凭，以之构筑中国历史的总体框架，当属群体行为。这昭显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迅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