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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的探索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新青年》与《建设》之外,还有多种刊物发表译介唯物史观的文章。《晨报》1919年7月25日至8月5日载《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这种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及运用取向,在以后诸历史阶段又呈蔓延之势。其三,把唯物史观视作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历史进化观,从而与古典进化论相混淆。[22]将这番话视作对李大钊及“五四”时期诸先贤传播、运用唯物史观的评价,也是大体恰切的。

唯物史观在中国文化近代转型中的探索

在《新青年》与《建设》之外,还有多种刊物发表译介唯物史观的文章。

一如1919年1月创刊的《国民》杂志(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编),用力译介唯物史观,1920年该刊2卷2号、3号连载常乃真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摘自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信中的两段话。

二如进步党刊物北京《晨报》的副刊1919年5月5日至11月11日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载河上肇著、渊泉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翻译日文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晨报》1919年7月25日至8月5日载《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

三如上海《民国日报》于1919年6月创办副刊《觉悟》,其上译载考茨基的《伦理与唯物史观》,1921年5月15—19日发表施存统节译的《见于共产党宣言的唯物史观》。

四如上海1921年1月《东方杂志》第18卷第1号发表范寿康(1896—1983)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五如1922年《学林杂志》发表墨笙《唯物史观公式的解释》。

六如施存统(1899—1970)1922年在《社会主义讨论集》上陈述“唯物史观底五条要义”:

(1)经济组织(生产及分配方法),是社会组织底基础,一切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精神的文化,都是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上部构造”。(2)社会底“物质的生产力”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同既存的生产关系发生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个冲突,社会才有进步。社会革命,为的是解决这个冲突。这个冲突解决了,经济的基础变动了,于是那些上部建筑也都跟着变动了。(3)一切精神的革命(不管是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根本原因,都基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底冲突。人类因为要解决这个冲突,所以才发生了精神的革命。一切“危险的思想”,都不过是经济事情底反映。(4)一切革命的阶级斗争(不论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其根本原因,都源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底冲突。人类越是意识到了这个冲突,越努力阶级斗争,也就越能早一天解决这个冲突。(5)一切问题,只有具备了“物质的条件”时,才能够解决。[20]

施氏此论,较之1919年胡汉民在《中国哲学史之唯物底研究》中对唯物史观的概括更为周详,大体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人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水平。

综览“五四”新文化运动,唯物史观的传播是当年新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些初习唯物史观的学者,立即运用略有所悟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解剖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及中国革命诸问题,昭示出此一理论鲜明的实践性格。仅就对历史学而言,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已被先觉者所认识,李大钊说:(www.xing528.com)

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自时厥后,历史的学问,日益隆盛。[21]

当然,初步意识到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并表示对其衷心服膺,与真切把握、准确运用此一学说之间,存在着相当距离。而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为深刻理解唯物史观提供必要的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学术准备,也不允许学者们对这一深刻而宏富的学说从容研究,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健将对唯物史观的吸纳与传播,有“窃天火于人间”的历史功勋,然而又多为“急就章”,对唯物史观作粗率的理解是普遍现象——

其一,无论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瞿秋白),还是国民党文士(如戴季陶、胡汉民),都将此一学说视为“经济的历史观”。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塞格利曼著、陈石孚译的唯物史观读本,书名即为《经济史观》。李大钊、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相近,都是以比较简单的“经济分析”方法解释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往往是从某种经济现象直接推导出某种社会政治现象、思想文化现象,忽略种种复杂的介质,对“反作用力原理”更重视不够,故其关于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尚处在“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决定文化”的粗略、浅显的认识水平上。

其二,当年信从唯物史观的许多论者多以为阶级斗争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解析历史问题、文化问题往往满足于平面化、直线化的阶级分析法,而很少注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这种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及运用取向,在以后诸历史阶段又呈蔓延之势。

其三,把唯物史观视作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历史进化观,从而与古典进化论相混淆。戴季陶主张将达尔文的方法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方法相结合,李大钊把唯物史观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混合在一起。此类认识为单线直进历史观(“五种社会形态”单线递进说)后来的流行埋下伏笔。

概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间唯物史观的传播,颇能一新耳目,然而又难免简单化。1933年5月,鲁迅(1881—1936)在李大钊牺牲6年后,为李氏的文集作序,曾这样议论李大钊的理论业绩:

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22]

将这番话视作对李大钊及“五四”时期诸先贤传播、运用唯物史观的评价,也是大体恰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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