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文士翻译成果：探析《建设》等刊物中的唯物史观

“五四”时期传播并运用唯物史观的，不仅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早期共产主义者，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等国民党文士也用力译介唯物史观，并用以解析中国社会问题。戴季陶、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也是在日本留学期间，从河上肇等日本学者的著译中了解并信从唯物史观的。

孙中山（1866—1926）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4—1919）于1919年8月创办杂志《建设》，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建为国民党，此刊由国民党理论家胡汉民、汪兆铭、朱执信、廖仲恺、戴季陶等主笔，主要宣传三民主义，同时也发表多篇介绍马克思学说及其唯物史观的文章，主要作者是戴传贤（戴季陶）和胡汉民。

戴季陶（1891—1949）在《建设》1卷1号（1919年9月1日）发表《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试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现实社会，其观察角度是“无论一个什么问题，没有不和‘生活’有关系的”。戴氏重视经济统计，以为是解析社会问题的基础，文章指出：“考茨基说十九世纪中叶的马克思、因格尔斯所以能够发现那一种很深邃的‘唯物史观’，完全是得力于统计学的发达。”戴氏还于1919年8月17日在《星期评论》11号刊发《随便谈》一文，议及他与胡汉民探讨唯物史观的情形。文曰：“展堂（胡汉民号——引者）说：‘我以为中国一切思想的变迁并不是什么精神生活的影响，都是经济生活的影响。’”胡汉民将周秦诸子各种学说发生的基本原因，归之于“井田制的破坏”。戴季陶对胡汉民的思路大加赞赏：“我听了这个话，欢喜得了不得，很希望这个‘中国史之唯物主义的研究’能够得一般学问家的注意和协作，便是思想大解放了。”^[16]戴季陶1920年1月13日撰《致陈竞存论革命书》，声明“我是赞同唯物史观的”^[17]，试图以“社会生活决定精神”这一基本观点考察中国历史及现状。

戴季陶据日文译本转译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以《马克思资本论解说》为题，连载于《建设》1卷4、5、6期（1919年11月、12月，1920年1月），2卷2、3、5期（1920年3月、4月、6月），涉及唯物史观内容。1920年3月14日戴氏发表《劳动运动的发生及其归趣》，探求“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认为将“五四”运动归结为恶政激起义愤，或国际上反抗日本侵略，都失之简单，戴氏认为，“五四”运动爆发是“国民的生活缺陷”因欧战“解放”“革命”大声音惊醒的结果，是国人因觉察到“生活的不安而生的社会运动”。戴氏还分析资产阶级态度的前后变化：中国资本家因“五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而“赚了大钱”，便不自觉地随大流而行，但等到发现“五四”促使劳工运动高涨，妨碍自身的阶级利益，又站到反对立场上去。这是戴氏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阶级分析探究“五四”运动的努力。

胡汉民（1870—1936）是“五四”时期传播唯物史观的健将，他在《建设》1卷3号、4号（1919年10月1日、11月1日）发表《中国哲学史之唯物底研究》，宣称：

我这篇文章，是拿唯物史观应用到中国哲学史上。(www.xing528.com)

胡氏还举出以唯物史观辨析中国哲学史的六要义，试图概括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胡汉民不满足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时势说”诠释先秦哲学，《中国哲学史之唯物底研究》指出：“时势是什么力量造成的呢？求其最初原因，总在物质的关系。”^[18]此文可视为以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哲学生成与发展的开篇之作。

随后，胡汉民在该刊1卷5号（1919年12月1日）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反驳对唯物史观的责难和曲解，指出马、恩“发现的唯物史观”，“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历史观”，“是平民的哲学，劳动阶级的哲学”，“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胡氏在该刊2卷4号（1920年5月1日）发表《从经济的基础观察家族制度》，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家族制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国民党“分共”以后，早年宣传唯物史观、使用唯物史观语汇的国民党后来十分避讳元老胡汉民“五四”时期撰写的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1978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的《胡汉民先生文集》（全四册），将《中国哲学史之唯物底研究》《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文删除殆尽。

1920年8月，《建设》第2卷第6号发表河上肇撰、苏中译的《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摘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唯物史观的段落）。同年12月，《建设》第3卷第1号发表苏中译《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摘恩格斯《反杜林论》第3编第2、3章）后来一个时期运用唯物史观的人们，多采用这些译述。

《建设》1920年曾展开“史观派”与“史料派”围绕井田制的论争。^[19]胡适等“史料派”认为井田制只是古代思想家的一种理想，中国只有“井田论”，没有“井田制”。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史观派”则肯认井田制的实存性，运用唯物史观对其作经济分析，并借鉴从西方引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考察中国古史，认为井田制是古代相沿的原始共产制，与欧洲历史上的“均产制度”相类似。胡汉民《论井田制答胡适之先生》（《建设》2卷1号）有较充分的阐述。此一讨论声势不大，极少纳入现代史学史研究的视域，但史观派在讨论中采用的论理与方法，实开十年后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先河，在唯物史观的传播史上应占一席之地。总之，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相继主办的《建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评介唯物史观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