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传播与中国文化转型

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学术不乏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察（如《论语·子路》的“庶—富—教”次序说；《管子·牧民》的“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论；王夫之《诗广传》卷五把火的掌握、农业发明视作文明的起点，等等），但就总体言之，前近代中国没有自创唯物史观学说体系的条件，只有在近代工业文明初步成长的20世纪初叶以降，中国才具备这种学说体系引入的需求与接受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后叶的西欧创立的唯物史观，跨越时空，广为流布于20世纪的中国，并逐渐衍为主流历史观，这是时代风云际会的产物，也显示了唯物史观的强大感召力。

唯物史观20世纪初叶流播中国，日本起着中介作用。

19世纪后半叶以来，日本的社会主义者片山潜（1859—1933）、幸德秋水（1871—1911）、堺利彦（1870—1933）、栉田民藏（1874—1946）、河上肇（1879—1946）、山川均（l880—1958）、桑木严翼（1885—1934）、高畠素之（1886—1928）等都致力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其中尤以河上肇的劳绩最著。而恰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留日高潮，在数以万计游学日本的人士中，不乏信从唯物史观者，他们主要通过日文书刊获知此一学说，并将其转译为中文在中国刊发，这成为清末民初唯物史观传播中国的一条重要渠道（还有同期自欧美、稍晚自苏俄传入中国两条路径）。仅以河上肇论著而言，其中文译本即达17种之多，直接以唯物史观命题的便有《唯物史观研究》（郑里镇译）、《唯物史观的基础》（巴克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渊泉译）等。河上肇对唯物史观的把握，注目于经济生活（尤其是技术手段）对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而忽略社会关系，亦少谈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对于经由河上肇著译认识唯物史观的中国学人，当然是有影响的。

中国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可上溯至清末，1899年《万国公报》第121期刊发的《大同学》即介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时称“大同学”，颉德著，李提摩太中译），此为来华西洋人所为。稍晚于此，旅日中国学人借助日文文本，开始用中文介绍唯物史观，如1903年2月出版的《译书汇编》（第2年第12期）所载马君武（1881—1940）撰《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初次讲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要点：(www.xing528.com)

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此后，朱执信（1885—1920）在《民报》第2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评述“马尔克”（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阶级争斗”理论，接触到唯物史观的某些论点。而中国译介唯物史观的正式展开，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传播人一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二为国民党文士。传播平台是《新青年》与《建设》等颇有影响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