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图志》前言：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

辛亥秋季的武昌新军起义，史称“武昌首义”或“辛亥首义”。这次起事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自1895年10月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同盟会于十余年间发动十多次反清武装暴动。那么，为何唯独武昌起义被称之为“辛亥首义”？如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即有“武汉首义”提法，1912年4月访问武汉时，孙中山又称“去秋武昌首建义旗”。这是因为，武昌新军起义首次举义成功，并引发全国响应，经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二百六十七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这次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及近代人群聚集的大都会，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它以建立湖北军政府和颁布《鄂州约法》，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样。

辛亥首义，并非天外来客，也不是圣贤的一念之动或阴谋家挑动的结果，而是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得到相当积淀的产物，是历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标示了奔往现代文明的不可逆转的去向。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式进程，而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出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辛亥首义当然是同盟会及其下属地区性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组织领导的，然而，辛亥首义爆发以及之后的走势，又决非单由革命党人所左右。综观辛亥首义及其演进与终局，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从清朝离析出来的汉官、袁世凯集团、清廷满洲亲贵、西方列强等几种力量相互博弈的产物，背后更受国内、国际局势所左右。湖北军政府的建立及运行，充满革命党人与汤化龙等立宪派、黎元洪等原军政官员彼此互动、角力的故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议和，及让权于袁世凯，更是全国范围内多种势力较量、组合的结果。

以往多将辛亥革命视作一个短期内发生的政治事件。近二十年来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在研究时段上仍然不过十年左右时间。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学者布罗代尔提出的历史研究“时段”理论，即区分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个体时间（短时段），又将三者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événements），主张重视地理时间（“结构”）、社会时间（“局势”）对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貌，从结构、局势、事件的辩证关系探索这一历史事变的生成机制。不但要细致入微地梳理事件“短时段”剧变，还须追究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演化。研究辛亥首义史，要考察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1889年张之洞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余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其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引起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还要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起承转合。例如，张之洞殚精竭虑主持“新政”，是社会时间（中时段）发生的大事变，张氏主观动机当然是维护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然而，这些近代性事业导致的客观后果却出其意料：派遣留学生为的是培养清政府需要的新式知识分子，而多数湖北留学生却成为革命排满的革命党；编练新军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而湖北新军恰恰成为武昌首义推翻清廷的主力。也许是有感于张之洞的种豆得瓜，孙中山1912年4月至武汉访察时称：“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基于上述，本图志涵盖了武昌首义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武汉城市社会状况、革命团体演变与革命力量聚集，等等，并不仅仅以武昌首义发生的短暂过程为限。(www.xing528.com)

【注释】

[1]该书为冯天瑜、张笃勤编著，中华书局2011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