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推翻专制帝制互为表里，辛亥首义的另一空前的历史业绩，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共和”，在中国古典的本义为“共同协和行政”，近代中国与日本学人用“共和”或“公和”翻译西洋的民主立宪政体（republicanism）。这种政体的基本形态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与君主制相对，采用这种政体的国家称共和国。“共和”的英文republic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s publica，意即公共事务。
共和宪政与君主立宪同为近代民主政体的两种并列形态，但由于戊戌变法夭折和清末仿行立宪的虚假，表明君主立宪难以在中国实行，共和制成为先进中国人的选择。早在1897年，孙中山先生在《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用汉文宣示自己的政治精神是“执共和主义”，他还批驳那种“共和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的论调。20世纪初，邹容的《革命军》更高唤“中华共和国万岁”口号。至辛亥首义，革命民主派在观念形态上介绍并倡导民主共和，已历十余年，而践履共和制，使之成为一个鲜活的事实，则开端于辛亥首义，湖北军政府建立、《鄂州约法》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便是其显著标志。
中国革命民主派坚守共和主义，并强调共和主义乃是继承中国传统精义与借鉴西方近代政体的结合，孙中山先生说：“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仰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岂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
辛亥首义及湖北军政府建立，尤其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缔造，是“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的实践。尽管“共和”的真实实现，在中国要经历一个起伏跌宕的艰难过程。“共和”的“公”（共和政体是公平、公正政体）、“共”（国权是公民共有事业）、“和”（以和平方式参与政事）三义为国人认识并付诸实施，决非一蹴而就。然而，辛亥首义应该说是中国人追寻共和宪政的第一个高潮。湖北军政府用人“公举”、政事“众议”，《鄂州约法》将主权在民的精义反映在具体的律法条文中，皆体现一种初级的共和精神；军政府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司法独立、倡导工商业发展，则显示了共和宪政的进步性与人民性。《少年中国》晨报等报刊，当年正为共和宪政作热情鼓吹。
辛亥革命的一大贡献在于，将共和国的理论与实践（包括其种种不完善的状态）呈现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也从此认定共和制为正统。尽管共和制的内容有待充实与提升，然其前程无疑是光明壮丽的。
《孙中山与〈少年中国〉》一书提供了丰赡的材料，呈现辛亥革命在“革故”（推翻专制帝制）与“鼎新”（创建民主共和）两方面的卓异贡献。阅览是书，愈益体会到辛亥革命精神不朽——(www.xing528.com)
推翻专制帝制的革命精神不朽！
开创共和宪政的建设精神不朽！
2011年9月2日撰于辛亥首义之区武昌
【注释】
[1]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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