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热潮与法政大学中国留学生速成科

古代曾有日本“留唐热”，导致汉字文化在日本的纵深流播，成为日本向中国借鉴学术文化的重要环节。千余年后，明治维新使日本“豹变龙腾，化为霸国”^[2]，中国朝野决计效法东瀛，遂大举派遣留学生赴日，形成规模空前的“留日热”。19、20世纪之交，中国向日本派出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这不仅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创造了一国向另一国派遣留学生的新纪录。留日学生编纂的书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湖北学生界》《洞庭波》《浙江潮》等成为清末影响巨大的革命读物。

从清政府而言，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派遣留学生的主要意图是学习技艺层面的科目，军事、法政都严加控制，但实际运作下来，这两类的留日学生甚多，一来是私费留学愈益增加，其所选科目政府无法控制，二来中国士人疏于科技知识，熟悉社会、人文学科，留学较易。

清末留日学习法政的特别多，从国内需求而言，原因有二：一者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树立了仿效西洋宪政的范例，中国官方和知识界趋之若鹜；二者清末立宪呼声日高，立宪派渐趋活跃，向域外访求样板，成为一时风尚，革命派也十分注意宪政建投。这内外两方面因素，促成清末赴日研习法政者甚众，而进入设在东京的法政大学就读者最为集中。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汪兆铭、汤化龙、张知本、居正、沈钧儒等为其代表，而他们在法政大学接受的西方法政知识，在清末民初宪政建设中发挥了效用。

日本明治时期学习西洋法学，略有三系：（一）1872年司法省之下设立“明法寮”，以教授法国（当时日译“佛国”）法为主。（二）1874年开成学校设立法律课程，以教授英国法为主。（三）1893年帝国大学下辖之法科大学增设德国法科。

法政大学的前身为1880年（明治十三年）创立的东京法学社，1881年设东京法学校，1886年成立东京佛学校，1889年东京法学校与东京佛学校合并为和佛法律学校。1903年和佛法律学校更名为法政大学。早在东京法学校与东京佛学校时期，即聘法国法律大博士波索纳德（Gustave Emile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1825—1910）讲授民法契约篇。波索纳德任教东京法学校，所授之法学体系有两大特色：一为自然法原则，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二为人道主义，尊重公民的人权。这种自然法，强调民主原则下的国民主权和权力分工（三权分立），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基于日本国情，19世纪80年代制订的明治宪法主要采纳德国（当时日译“独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实行权威主义的天皇主权论，波索纳德的自由主义法学未能进入日本政坛主流，被边缘化的波氏于90年代黯然离日返法，但波索纳德传授的法国法却奠定了法政大学的法学基础，并成为日本法学的重要一支。

1904年，应中国留学生范源濂建议，日本法政大学总理（校长）梅谦次郎（1860—1910）与清朝驻日公使商定，法政大学兴办“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以解中国渴求近代法政人才的“燃眉之急”。每期学制一年或一年半，前后共五期（班）。这种短期教育当然不可能培养精通法学的专家，却可以较迅速地训练粗知法学的应用型人才。由于进入法政速成科的中国留学生中不乏学问根底深厚者，经此短期近代法学训练，亦涌现一批法学干才。

“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的教材由梅谦次郎等第一流日本法学家撰写，由中国留学生译为汉文印行出版，不通日文的中国学生皆可阅读。法政速成科还聘请东京帝国大学法科著名教授（如美浓部达吉、小野冢喜平次）授课，课堂上由日本教授用日语讲解，由曹汝霖、范源濂等口译为汉语。(www.xing528.com)

入读“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的约两千人，一千二百人结业。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第一班有陈天华、陈叔通、罗杰、雷光宇、余绍宋等，第二班有汪兆铭、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张知本等，第三班有阮性存等，第四班有沈钧儒、居正等。

“速成科”固然可以迅速培养法政人才，但学制短，难以精深。1906年，梅谦次郎访问中国，会见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就中国派遣留学生到日本法政大学研习法政事宜展开会谈，袁世凯提及“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自第五期以降停止募集，此后的清国学生进入法政大学三年制普通学科学习。如光绪进士、曾授法部主事的汤化龙，1906年自请资送日本，不再入“速成科”，而进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汤氏后与同学组织留日教育学会，出版《教育杂志》，1908年秋毕业归国，投身宪政运动。

清末预备立宪，各省兴办法政学堂，主持人及教员多为法政大学留学生，如湖北法政学堂监督为张知本，浙江法政学堂监督为陈叔通，皆“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出身，他们在鄂、浙等地创办法政学堂，课程设置仿效“法政速成科”，并采用其教材。

1913年中国出版的杂志《党报》刊载法政大学广告《告中华民国留学生诸君》，列举清末以来留学法政大学的民国长官、鸿儒硕彦：

范源濂、汪兆铭、胡汉民、方潜、郑言、杨辔龙、甘鹏云、周贞吉、王运嘉、夏同龢、刘春霖、骆成骧、林鹍翔、杨彦杰、刘鹤年、刘蕃、居正、江庸、杨度、彭守正、张知本、谷钟秀、秦瑞玠。

清末留学生进入日本法政大学所接受的法学启蒙，大体说来是具有民主共和精神的波索纳德法学，讲授宪法课程的美浓部达吉（1873—1948）又是明治间杰出的民本思想家，坚持立宪主义、自由主义。后来美浓部达吉提出“天皇机关说”，主张天皇仅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行使统治权，而主权应属于国民全体，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天皇主权说”相抗衡。虽然“天皇机关说”的正式提出是在给清末留学生授课以后，但美浓部达吉此种思想酝酿甚早，在法政速成科授课时已有显示，并对清国留学生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