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管窥：革命的激进形态

自《易传》“汤武革命”之倡以降，“革命”是中国先秦以来沿用两千多年的一个古典词，本义指以暴力手段革除朽败前朝的天命，建立获得天命庇佑的新朝代。以后，人们还把各种剧烈的社会变更称之为革命。中国诚为一个有“悠久革命传统”的国度，历史上爆发多次革命（或为农民暴动，或为贵胄宫廷政变），以改朝换代，对社会的影响利弊并存，进步性与破坏性同在，不可用“好”或“坏”一言以蔽之。而20世纪上半叶以至下半叶前期，中国处于革命风云激荡之际，20世纪可称之“革命世纪”，留下的经验教训值得今人反复咀嚼体认，不是简单宣称“告别”即可了事的。

由国内和国际因素彼此博弈、互动，近代中国渐次突破封闭状态，汇入世界近代化大潮，迈向由宗法社会—农耕文明过渡到法治社会—工业文明的转型期。

自19世纪60年代以降，在宗法社会—专制帝制的体制内，“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自上而下展开，器物文化层面近代性变革初兴，历三十余年，机器工业、新式文教皆有成绩，然政治变革尚未提上议程，此间遭逢甲午一战，中方惨败于东瀛小国——明治维新后较完整实行近代转型的日本，昭显出清朝跛足的军工洋务之严重弊端。此一奇耻，促成举国“大梦苏醒”，政治改革呼声骤起，遂有以君主立宪（当时尚未提出此一名目）为目标的戊戌变法。因强势的后党拒绝放权，打压维新派，变法运动百日即遭挫败。然转型趋势不可逆转，20世纪初十年的“清末新政”，大体沿袭洋务运动，又汲纳若干维新举措，“立宪”走上台面，但既得利益集团仍旧不愿放权，以至有“皇族内阁”出笼，使清廷“宪政”的虚假性大白天下，连拒斥革命的立宪派人士也绝望于清廷，体制内改良途径堵塞。

在内忧外患煎迫下，民怨沸腾的社会愈益趋向体制外的更激进的转型方式，于是，中国自古反复运作的“革命”（以暴力革除前朝天命，建立新朝），汲纳西方近代革命理念（尤以由市民为主体的法国大革命为模版，不同于中世纪农民战争），成为新锐人士挽救民族危亡、追求国强民富的不二方式。

20世纪的中国革命，启端于孙中山在中西融汇意义上认同“革命”（详见笔者所撰《新语探源》第六章第一节），1895年以降，同盟会（及其多个前身）发动十余次反清起义，十六年间挫而复起，终于在辛亥年（正式完成在次年即1912年）推翻清朝。以武昌为首义成功地的“辛亥革命”，终结两千年帝制，创立民国，建不世伟绩。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既认为以暴力手段推翻清廷必不可少，因和平改良全然无望，于是坚韧不拔地武装反清，同时，他们又深知暴力革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故一再设计短促突击式的、快速的革命行动，试图一举推翻清廷（有边境暴动、中部举事、中央革命三种方案，后以中部举事获得成功），尽快转入和平建设。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爽快地交权军事强人袁世凯，主观动机之一就是出于减轻战祸、早日和平建国的善良愿望。以往研究清民鼎革的史著，对孙、黄、宋等革命党人的这种并不迷恋暴力主义的倾向，缺乏充分的阐发；同时对孙、黄举行“二次革命”之不得已而为之的苦心，诠释不足。今日讨论近代革命的成败得失，须就革命发生的必要性及带来的正负两面影响，以及孙中山愈益走向更激烈的暴力革命的必然性，作充分的历史主义的诠释，而不应从今日的好恶出发，或一味高度赞颂革命、抹杀改良派，或横加指责革命、全面肯定改良派，从一个极端跳到又一个极端。

另一需要阐发的要义是：宗法专制社会的积弊深重，武装暴动可以“城头变幻大王旗”，却无法从政治、经济体制上及国民精神面貌上革故鼎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内骨子依然是陈旧的（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等作品揭示此点）。当民国权力很快落入军阀之手的时刻，辛亥志士蔡济民便痛心地叹息：“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革命者做出巨大牺牲建立民国，但民生、民权均未改善，国家现代化没有走上正轨，军阀混战成为大众噩梦，于是，革命仍是激进分子的首选诉求（其时还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种种建设性方案，但在政乱国危的当年难以实施），遂有“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继起。而国民革命并未纾解国民困境，平均地权等基本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其间民族危亡又愈益紧迫，倭寇侵占中国的威胁近在眉睫。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在中国得以传播与实践，20世纪20年代以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风起云涌，其规模之宏大、涉及社会问题之深广，皆属空前。经二十余年血战，高举“救亡”与“公产”旗帜的共产党，终于通过枪杆子夺取政权，宣告革命的成功。然而，夺得政权的共产党，在相当长时期未能脱出革命党的惯性，直至20世纪下半叶前期还在“继续革命”。可见，“革命”这一主题挥之难去。(www.xing528.com)

略言之：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规模及深度逐次递进，整个20世纪上半叶及下半叶前期，“革命”成为中国社会运动的主题词。对于此一演绎进程，王国维早在1917年底即有预言：“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其时尚在中共成立前四年，真可谓哲人之超前睿见。

20世纪下半叶后期，沿袭大半个世纪的革命风潮告一段落，中共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作标志），从“马上得天下”演为“马下治天下”，改革开放的中国方走向有序社会变革与经济建设为主题词的新时代，21世纪可望沿此前行。

对于今人言之，20世纪是刚刚逝去的“昨天”，其迭次发生的“革命”，留下繁富错综的遗产，值得认真反思。而研究20世纪中国革命，须从作为起点的辛亥革命开始，所谓“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孙中山语）。这场发生在20世纪初叶的革命，其生成机制、爆发原因、演绎过程、未竟事业、成败得失，均值得作深入的理性探究，一味颂扬与全盘否定，皆不可取，皆无益于获取历史教训。深度辨析辛亥革命，对认识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特征及走势，具有毋庸置疑的意义。笔者近三十余年来注目于此，85万言的拙著《辛亥首义史》记载思考心得，本集刊载的几篇长短文章，补述其未尽之意，尤其对辛亥之后革命思潮在“五四”时期及后“五四”时期的发展演变有所探究。

20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绝大题目，本集仅略议一二，皆浅尝逸品，不过试图为大题作小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