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转型：知识分子的角色

“中国现代化”和“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切关宏旨的议题，而读者诸君手头的这本何晓明教授所著《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之路》一书，则从二者的相互关系展开论述，颇能开启神智，引人入胜。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走出中世纪的漫长过程，是涉及广义文化诸层面的复杂历史变迁，其基础性内容与物化表征当然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就早期现代化而言，指手工劳作向机器生产转换，动物性能源（人力、畜力）主导地位被非动物性能源（煤、石油、水力、原子能）所取代。不过，单纯的经济因素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一种文化赢得完整的现代性，只有当社会组织、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型与之协同配合，现代化大厦才得到坚强的支撑。而构成现代性的诸要素，又全都与人的现代化直接相关，因为现代人是现代化事业最富能动性的因素，现代化的生产力、现代化的社会组织都由现代人创造；而现代人的塑成又是在现代化实践中逐步实现的。总之，“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这一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进程的核心题旨。

人的现代化包括人对新技术、新技能的掌握，但又决不局限于此，它还有“工具理性”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内容，这便是一种全新的认知水平和精神境界，其内核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有人将一种文化的现代性概括为“擅理智”与“役自然”，前者指人们摆脱中古流行的神学、准神学导致的蒙昧状态，达成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性认识；后者指拥有理性的人实现对自然的有效控制和充分役使。这种概括大体反映了早期现代化的诉求——对人的理性和理性的人的召唤。

就现代化的原发地区——西欧而言，人们突破知识从属信仰、理性屈就神喻的中古怪圈，经历了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的科学革命，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方正式孕育出被理性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人，其先锋便是西方知识分子——与中世纪神学家迥然有别的知识拥有者。康德曾以“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上运用理性”概括启蒙运动特质。余英时认为，“这句话恰好可以代表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2]。从这一意义言之，知识分子的内涵不应简单归结为“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他们还必须是具备理性精神，并能以之思索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觉醒者。

现代化既然是一个理性化过程，因而以研习、运用、传播理性（或曰知识）为职志的知识分子必然构成现代化事业的活跃力量。当然，知识分子并不能包打天下，他们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现代转型的基础是生产方式变革，知识分子提供的新知识在其间作用不可低估，但主力军毕竟是工人、农民和企业家；现代转型在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则必须实现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西方各国的“社会重建”任务主要由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承担，知识分子则恰当地自我定位在“文化重建”方面，以狄德罗为代表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所做的浩大工作堪称典范。在长达几世纪间并肩成长的西方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协同努力，与其他社会阶层一起实现西方原发式现代转型。

走着后发式现代转型之路的中国，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是19世纪中叶以降“西力东渐”的产物。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世纪末叶方开始出现，20世纪则艰难曲折地成长。由于内外条件的制约，中国的中产阶级底蕴不足，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宗法—专制势力的依附屈从，而且，中国历来缺乏市民政治独立、文化自主的传统，因而在精神上患有先天软骨病，既无力量，也无胆略担当起社会重建的使命，于是，这一日渐紧迫的任务连同文化重建任务，一并落到同样发育并不充分的知识分子肩上。而中国知识分子则义不容辞地一身二任，这除了客观条件所使然（如中产阶级不能担负分内责任）之外，更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渊源与特色有关。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是春秋战国以来延绵两千余年的士大夫。作为现代社会和全新世界背景的产物，知识分子在时代意识、知识结构、角色认同等方面都与旧式士大夫颇相径庭，特别是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基本摆脱了君统和道统的双重运担，不再以“忠君事亲”“代圣贤立言”为行事作文准则，其生活路径也大体走出了“学优登仕”的故辙。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脱下了士大夫的长袍，但在精神上却承袭着士大夫的某些传统特质。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阶层序列一直是“士农工商”，与商人自陪末座相反，士人历来居四民之首，他们不仅自视国家栋梁，也被社会认作人中精英。“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3]，“天将降大任于斯人”^[4]，便是士子豪迈情怀的写照。在认知层面，士人以“求道”“闻道”“弘道”为最高旨趣，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为使命；在政治层面，士人以“平治天下”为目标，而这一目标只有在依附君权的情形下才能得以实观，由此造成士人的“忠君”“事君”特性；又加上士子秉承先秦以降的“民本”传统，有着“亲民”倾向，故尔他们常在“尊君”与“重民”间徘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5]是他们心态的流露。汉代的选举制，尤其是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将士人的治世追求变为活生生的制度性现实，也将士人与君权牢牢地维系在一起。总之，无论是士人的自命，还是社会的期盼，士人都扮演着“精神导师”与“官僚后备队”的双重角色。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传统社会的格局在崩解和重组，但从士大夫转变而成的知识分子还继续习惯性地承担着这双重使命，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知识分子和西方中产阶级分别担当的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任务一肩挑起的历史因由。

接受现代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各有专业领域，其中一些人在其学术天地足以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不乏文化大师级人物，他们在文化重建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作为自觉不自觉的士大夫传人，又往往或显或隐、或深或浅地保有士大夫的品格——“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抱道忤时”的忧患意识、“经世致用”的认知取向，以及与政治和权力割不断的联系性。由于这些品格的作用力，加之客观环境的挤兑，如内忧外患的中国竟摆不不一张安静的书桌，以致相当比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是走进书斋、实验室潜心于文化重建，而是以知识人和社会良知体现者的双重角色，投身民族救亡、社会变革、大众启蒙事业。低吟“布衣老大伤怀抱，忧国无端有叹声”^[6]的康有为，虽然也有构筑思想体系的努力，但毕竟有欠精当，他的闪光之处却在鼓动变法，导演“百日维新”的悲壮剧；康氏弟子谭嗣同则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精神”，演出戊戌变法最惨烈的一幕，人们纪念于此，显然远过对谭氏《仁学》一书的关注。至于以“革命军中马前卒”自命的邹容、蹈海自尽以警醒国人的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军》《狮子吼》《猛回头》《警世钟》等，其革命鼓动作用大大超迈其文化建设作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作家鲁迅，青年时代即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固然是中国新文学的丰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也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但鲁迅的主要心志却在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杂文）作为投枪和匕首，锋指旧营垒，以救助苦难的国人。

总之，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也担负着文化重建任务，充当科学文化知识的宣教者，但与此同时，一批最活跃的知识分子则成为近现代中国历次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的活动家、领袖人物，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则响应革命前躯的“将令”，使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工作隶属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成为其工具与武器，而纯粹学科意义上的文化重建，往往被看作不急之务，少数潜心于学科建设的文化匠师（如哲学家熊十力）长期被社会所冷待。

何晓明君撰写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之路》一书，准确地把握住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中心课题——觅求既能维护民族独立，又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共同体，并将知识分子为建成这种政治共同体所作的探索性努力，分阶段揭示出来，从而将中国知识分子复杂的心路历程与坎坷多歧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水乳交融地编织起来，人景辉映，构成一组色彩斑斓、引人入胜的图景。也许是中心主旨所限，本书对孜孜于文化重建的学者型知识分子着笔较少，而这类知识分子的默默耕耘，实乃现代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现代化是未竟之业，中国知识分子也在成长之中。本节所描绘的主要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但今之知识分子仍可以从这些前辈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像。顾影以自励，顾影以自省，或许正是本书形诸笔墨之外的意蕴所在。(www.xing528.com)

晓明素以才思敏捷为友朋称道，而我更欣赏他的达观与洒脱。这种达观与洒脱同前文提及的“理性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以此言之，晓明已逼近真实意义的现代知识分子境界，不知熟识晓明的诸君以为然否。

1996年春节

【注释】

[1]本文为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何晓明著《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之路》一书序言。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3]《论语·泰伯》。

[4]《孟子·告子下》。

[5]范仲淹：《岳阳楼记》。

[6]《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