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知识分子勃兴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华文化从封闭的僵壳中逐渐解脱出来，面对着广阔的世界，呼吸吞吐，接纳近代文化的新鲜养料，调节、完善自己的再生机制。这个痛苦却又充满希望的过程，首先体现为近代工业的建立、交通运输的发展、沿海城市的工商业化以及农村商品经济的扩展，在此基础上，近代文化的新质细胞由隐而彰、由弱而强地分孽、增殖，如书院改制和新学堂兴办，近代报刊发行及出版机构建立，等等。

新的时代条件，新的文化环境造就了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依据他们产生的来源，又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由士大夫营垒分化而出，一由新文化直接培育而成。

第一类近代知识分子，早年基本上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逐渐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一般说来，他们的政治主张比较温和，在思想深处与旧文化藕断丝连。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人均属这一类型，而张謇（1853—1926）则可以作为其典型代表。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颇具声名的“状元资本家”，幼年攻经书，青年为幕僚，壮年中状元、办实业，晚年兴宪政、入内阁，一生经历坎坷且富传奇色彩。他提出并终生实践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张，是出身旧营垒的近代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之下所能采取的选择。

第二类近代知识分子，系统接受资本主义新文化，他们或者就读于洋人执教的新式学堂，或者远涉重洋，负笈异邦，用新文化构件，组成自己的知识系统。一般说来，他们较少传统羁绊，对新文化的理解和把握较为真切，在近代西学东渐中的作用显然超过前一类知识分子。其弱点则是易于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和民众心理态势，试图机械移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于中国，而犯了空想主义、教条主义和学理主义的毛病。这一类型以何启（1856—1914）、胡礼垣（1847—1916）、容闳（1828—1912）为代表。何启留学英国，先后学医、学法律，后在香港以律师为业，又创办西医书院。他认为“政者民之事”，反对君主专制。后又参与孙中山筹划的广州起义，起草对外宣言。胡礼垣科举屡试不第，入香港皇仁书院学习。曾访问苏禄国（现属菲律宾），助其国王整理国政。1894年后，一度代理中国驻日本神户领事。何、胡两人合著《新政真诠》，批驳名教纲常，鼓吹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是19世纪后期十分活跃的资产阶级政论家。容闳7岁即入澳门的“西塾”读书，19岁赴美留学，考入耶鲁大学。学成归国后，他对太平天国进行实地考察，向洪仁玕陈述建设近代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的7条方针，希望通过太平军来“为中国谋福利”。这一尝试失败后，他又鼎力协助洋务官僚建成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新式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组织四批共120名幼童以官费赴美留学。

近代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新”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时代意识

知识分子最先意识到时代之变：世界已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天下”，中国也不再是国人自诩的居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中外关系在变，世道与人心在变。自觉的、强烈的时代意识，是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明显特征。

（2）知识结构

知识分子阶层拥有专门文化知识，其内容和结构已非传统士大夫所可比拟。

（3）新的角色认同

中国传统士人素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价值的最高实现。由士而仕，投身宦海，是其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进入近代，知识的门类急剧扩充，科学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独立于社会政治之外的价值地位逐渐被社会所承认。科举制度终于废除，职业分工更趋细密。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之下，知识分子开始了新的、双向的角色认同。一方面，他们在内忧外患交迫、民族生死存亡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并发挥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自觉担当反对帝国主义和专制政治的先锋；另一方面，他们之中的部分人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到静谧的图书馆、实验室内，潜心钻研，成为专业知识人，以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的科学、文教事业，以此实现知识与个体人格的价值。

上述双向角色认同是就近代知识分子的总体而言。具体到每个个体，显然存在一种方向互逆的艰难抉择。不过，这种抉择的结果，却并非绝对的非此即彼，而是依据个体性格、禀赋、觉悟的差异，分别表现为超然治学、学术救国、舆论干预、直接参政四类情况。政治与学术两极之间的多层次选择，使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面貌更加复杂，也使得近代文化的历史进程更加曲折多致、异彩纷呈。

【注释】

[1]本文原题《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载《中国文化研究》1995年春之卷。

[2]《国语·楚语下》。

[3]《书·多士》。

[4]《周礼·天官》。

[5]《说文·示部》。

[6]《左传·昭公十七年》。

[7]《论语·微子》。

[8]汪中：《述学·周官征文》。(www.xing528.com)

[9]《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10]《史记·孔子世家》。

[11]《国故论衡》。

[12]《国语·晋语四》。

[13]《左传·襄公九年》。

[14]《荀子·王制》。

[15]《论衡·效力篇》。

[16]《孟子·梁惠王上》。

[17]《论语·宪问》。

[18]《论语·泰伯》。

[19]《文史通义·原道中》。

[20]《孟子·尽心下》

[21]《论语·子路》。

[22]《孟子·公孙丑下》。

[2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24]《论语·里仁》。

[25]《淮南子·泰族训》。

[26]《唐摭言》卷一。

[27]《唐摭言》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