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人的崛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殷商西周是官学时代，文化教育与平民无缘，即所谓“礼之专及”。这种“学在官府”的文化政策，与同时实行的“土地国有”和“宗法制度”相互为用，掌握天下土地，身为天下“大宗”的天子，同时也是观念世界的主持者，深居王室、公室以执掌文化的巫史是其附庸。

时至东周，天子的权威在夷狄交侵、诸侯争霸过程中大为衰减；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推动土地国有（王有）向土地私有转化；此外，兼并战争使人才问题突现出来，各级统治者不得不在宗法制的“亲亲”之外，同时实行“贤贤”。这一切都逐步动摇着西周官学的根基。进入春秋末年，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进一步丧失和一些公室的衰落，边鄙之地的文化繁荣起来，身为夷人的郯子到礼仪之邦鲁国来大讲礼乐，使鲁人自愧不如，所以后来孔子感叹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6]与此同时，传统的“国学”和“乡学”有倒闭之势，文化发达的郑国甚至有人公然提出“毁乡校”之议。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王室及一些公室的衰败，国学及乡学的难以为继，使得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出走。《论语》说：

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罄襄入于海。^[7]

这段话描绘出春秋末期的一幅王室乐队四散图，由此可以推见当年王纲解纽、学术下移的普遍情形。

王室文化官员下移列国、混迹民间，造成的影响十分深远，最直接的便是学术授受从官府转向私门，所谓“官失而师儒传之”^[8]。春秋末年，私立学门者不乏其人，如周守藏史老聃“见周之衰，乃遂去”^[9]，私自著书兴学；又如鲁国乐师师襄、夷人郯子、郑国的邓析（？—前501），以及苌弘、王骀等，也都收徒讲学。而创私学、兴教育最有成绩的是孔丘，相传他“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0]。私学勃兴，“知识产权”也就非王官专有，学问渐次播散于鄙野民间。近人章太炎概括晚周的这一转折说：

老聃仲尼而上，学皆在官；老聃仲尼而下，学皆在家人。^[11]

以此为契机，殷商西周一元未分的官府之学转变为东周多元纷争的百家之学。

春秋战国间，与私学涌动密切相连的，是作为知识阶层的“士”的勃兴。

士，在殷商西周本指贵族的最低等级，由卿大夫封给食地，士以下便是平民和奴隶。春秋时，作为贵族下层、庶人之上的士，多为卿大夫家臣，有的保留封地，所谓“大夫食邑，士食田”^[12]，不脱贵族余韵；有的则打破铁饭碗，以俸禄为生，成为自由职业者。“士竞于教”^[13]，多受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教。偏重于射、御等武术的武士，充任下级军官；偏重于礼、乐、书、数的文士，担任文吏，如老聃曾任周守藏史（王室图书馆馆长），孔丘曾任委吏（会计）。

春秋末期以后，士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通称，人们不再追究其在宗法等级中的身份，庶众皂隶因“积文学，正身行”^[14]而上升为士的，屡见史载，如淳于髡便由赘胥而为“稷下学宫”的名士；虞卿原为草鞋挑担的苦人，后来成为赵国上卿。“布衣卿相”在春秋战国间已不罕见。作为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士为公卿大夫所借重，齐桓公（？—前643）、晋文公（？—前637）等春秋霸主都以招贤纳士著称，战国时公卿大夫更竞相争取士人，最著名的“养士”贵族是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前251）、魏国的信陵君（？—前243）、楚国的春申君（？—前238），“四公子”门下豢养食客数千，多为有某种才能技艺的士人。而士的向背，确乎关系列国盛衰，故有士“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丧”^[15]之说。

春秋战国间的士，是继殷商西周的巫史之后的又一个知识阶层。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使士人部分地从沉重的宗法枷锁中解脱出来，他们不再像巫史那样全然依附王室，而赢得相对的人格独立。精神产品在王宫内制作的状况，逐步转变为由知识阶层中某些个人独立创作，百家之学遂应运而生。

与昔日的巫史和同时代的其他阶层相比，士在一定程度上挣脱身份羁绊，形成新的品格——

1.胸襟博大，以天下为己任(www.xing528.com)

士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他们能超越自身经济地位的狭隘限制，而有坚定执着的志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16]士不以个人生活安逸为念，“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17]。其怀抱开阔，“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8]。先秦诸子的理想各不相同，对“道”的诠解也大有差异，但以弘道为务，则是各家士人的共通特点，“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19]。孟轲放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20]，正表达了战国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豪迈心态。

2.政治参与意识强烈

春秋战国的士，虽然主张各异，却无不有着炽烈的政治参与愿望，孔丘三月无君，则惶惶不可终日，他还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21]。孟轲奔走于王侯之间，并宣布“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22]急于向社会和执政者推荐自我，以图一展抱负。墨翟及其弟子则直接拿起武器，出智尽力，参加宋国的自卫斗争。即使以“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23]的老聃，其实也深切关注社会政治乃至军事斗争；放任自然以“逃虚空”的庄周，却有“应帝王”的种种设计。至于法术之士，与政治的关系更为直接，战国列强先后兴起的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韩国的申不害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其策划者乃至主持者多由这派士人担当。

3.道德自律严格

春秋战国的士，当然有朝秦暮楚、寡廉鲜耻之徒，但更涌现出许多终生不渝追求理想的高人义士，这与当时正在兴起的道德自律有关。例如，儒士崇仁尚义，倡君子行，有一种超越物质享受的精神追求，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4]自励。墨家推崇的“兼士”，交相利，兼相爱，为道义可以“赴火蹈刃，死不还踵”^[25]。法士则循名责实，严正无私，一断于法。

时代呼唤人才，人才推进时代。先秦士子群体，应时而兴，才俊辈出，思想家如老聃、孔丘、墨翟、孟轲、庄周、邹衍、荀况、韩非；政治家如管仲、子产、晏婴、商鞅；军事家如吴起、孙武、孙膑；外交家如蔺相如、苏秦、张仪；史学家如左丘明；诗人如屈原、宋玉；论辩家如惠施、公孙龙；医家如扁鹊；水利家如李冰、郑国；天文家如甘德、石申，可谓群星璀璨，蔚为大观。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在世界古代史上，就学术人才出现的密集度和水平之高而论，与中国春秋战国的士人群体可以并肩比美的，大约只有古希腊的群哲。

士阶层形成以后，参政是其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而士人如何走上仕途，一直是中国历来试图解决的问题。先秦实行世卿世禄制，身份决定一切，阻挡了平民的晋身之阶。秦代的军功爵制、客卿制和征士、荐举，其意都在打破世袭官制。至汉代，实行比较完善的察举制，按郡国及人口比例察举孝廉，推举明经明法、茂才异等、贤良方正。魏晋推行“九品中正制”，是一逆向运行，强化了世家大族的参政特权。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则以国家考试方式，将“选贤与能”的古老理想付诸实现，使官僚制度摆脱贵族化倾向。

作为科举制经济前提的是北魏均田制在隋唐的推行。均田制以土地国有、计口授田为原则，摧毁了大族豪强的庄园经济，使大批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得以产生，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力，正如唐人刘禹锡《乌衣巷》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指王导、谢安等晋朝世家大族）

科举制度创设于隋，以分科举士而得名。文帝于开皇七年（587）设修谨、清平干济二科；炀帝置进士科。唐承隋制，又于进士科外，复置秀才、明经、明法、明书、明算诸科，常设仅为明经、进士两科，考试及格者称“及第”，再经吏部考试合格，即可做官。进士科出身仕途更优于明经，头名进士称状元，为读书做官的极品。

科举制度以封闭式考试录取，具有公正性和法定性；因不计生员出身，唯才是举，从而较广泛地从社会各阶层选拔人才，使庶族寒士也自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立志“使寰区大淀，海县清一”，从而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相传唐太宗“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26]。科举的吸引力，使士子竞相攻读、参试，“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唐人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27]。这是画龙点睛之论。

武则天亲行殿试，此制后代沿袭，殿试中试者，皆为“天子门生”，从而以师生关系强化君臣纲常。武则天时还曾设武举，科举制趋于完备。

参加科举考试的主要是学校生徒，因而此制带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唐时学校分京师和州县学，各级学校主要研习儒家经典，此外还学习律令、书法和算学等专门技能。因此，科举制度既是一种选官制度又是一种教育制度，它自隋唐延及明清，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