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转型：揭示巫觋与巫史的奥秘

世界各地最先涌现的专职文化人，几乎都是宗教职业者，如埃及的祭司、印度的比丘即属此类。在中国，三代以前的传说时代，原始宗教孕育出中国文化人的前身——巫觋。

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曲折反映，并与人们的终极关怀密切相连。而蒙昧及野蛮时代产生的原始宗教，在人与自然间起协调作用，在本能与文化间起联络作用，在人的精神需要中起主观自足作用，故原始宗教曾经是原始时代的主流文化。

原始宗教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些以谋求控制自然力为目标的仪式，这便是巫术。巫术有祈求式、比拟式、接触式、诅咒式、录符式、占卜式等。从事巫术和主持祭祀起初并无专门人选，往往由氏族首领临时担任。以后渐渐出现职业祭司和巫师，他们自称可以通神，上达民意，下传神旨，预卜吉凶，治病救人。《尚书·周书·吕刑》载有上帝“命重黎绝天地通”的故事，《国语·楚语下》对这一故事的含义作了解释：颛顼时，九黎乱德，人人通神，“民神同位”，颛顼命令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样，天与地、神与民便截然分开，即所谓“绝地天通”，此之“地”，指地理、空间；“天”，指天文、时间。“绝地天通”即谓由王者（经由祭司）使民众断绝地理与天文、空间与时间的联系，于是民众不再直接与天神交通，王也不兼司神职，而由巫专门负责沟通天地人神。这种宗教职业者，“在男曰觋，在女曰巫”^[2]，他们既以非理性的迷信为务，又是初民文化（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药学）的保存者，其职司大略有五：祝史、预卜、医、占梦、舞雩，从而成为知识人的前驱。

金属品的使用和文字的发展，使人类超越采集现成天然产物为主的蒙昧时代（旧石器时代）和学会经营农业与畜牧业的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迈入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文明时代（青铜及铁器时代）。东亚大陆文明初兴大约发生在距今4000年的夏朝，而距今3700年至3000年的商朝则正式跨入文明门槛，尤其是公元前13世纪商王盘庚迁殷，结束了以往“不常厥邑”的迁徙游农生活。殷都遗留下的城市基址、带字甲骨和大量青铜器，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早期文明社会范本。代殷而立的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则发展了这一早期文明。

中华先民跨入文明门槛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即商代和西周，文化由国家也即王室控制，这便是所谓的“学在官府”，典籍文献以及天文历法、医药学、历史、预卜学等专门知识均藏于王室。由巫、史、祝、卜等专门文化官员世袭掌管，秘不示众，外人无法染指。

巫在甲骨文中写成“”，为两“”相交。“”就是矩，即古代科技工作者常用的测量工具，《周髀算经》说：“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又说：“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圣。”使用矩的巫，就是知天知地的智者圣者，是当时的职业文化匠师。如殷商名医巫咸便是一位大巫，传说他发明占筮，其“筮法”奠定了易占的基础。(www.xing528.com)

史，商代始设，原为驻守在外的武官，后来成为王左右掌管祭祀和记事的官员。周公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3]，殷人的典册便出自史的手笔。商代的史有多种名称，甲骨文作“大史”“小史”“西史”“东史”“作册”。西周的史有“太史”“内史”“左史”“右史”之别，太史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史与巫往往一身二任，故后世并称“巫史”。史常在王左右，除记录外，也可发表意见，提供建议。总之，史的职守是“掌官书以赞治”^[4]，是典型的文化官员。

祝，商周两代王室都有祝人，负责祭礼时致告鬼神之词，所谓“祝，祭主赞词者”^[5]。甲骨卜辞中多有关于祝人活动于商王之左右的记载。《周礼·春官》有“大祝”“小祝”的官职，说明周代仍有祝官。

卜为专掌占卜的官员。占卜最早见于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占卜已较普遍，而商代则是占卜的极盛时期。商王及贵族无日不卜，诸如祭祀、年成、征伐、天气、祸福、田狩、疾病、生育，无事不卜。占卜活动由卜官主持，甲骨文中称其为“卜”或“贞人”。贞卜不仅是预测学专家，而且是甲骨文的缮写者和推广应用者。

巫、史、祝、卜是第一批较正式的文化人，他们从事卜筮、祭祀、书史、星历、教育、医药等多种文化活动，并参与政治。我们可以从甲骨文、金文和各种先秦典籍中见到他们席不暇暖的忙碌身影。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早期发展有着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