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过渡时代的文化理论

近代中国处于“古今中西大交会”的剧烈变化时代，梁启超称其为“过渡时代”，“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淡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56]。

大致归纳，19世纪中叶以后，除倭仁、徐桐等顽固派拒绝“过渡”外，于思想文化方面，“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者，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有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有主张“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旧有文化而融贯之”^[57]的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三派活跃于近代思想文化舞台的时间略有交错，但大致呈先后递嬗的逻辑顺序。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政治领域，维新派十分活跃，革命派已崭露头角，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仍由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占据主潮。这是因为该说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传统文化氛围笼罩之下的民族群体，尤其是主持政坛学界的士大夫阶层对于中西文化冲突这一客观事实的一般认知程度，以及可能采取的一般文化选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比其他文化主张更能为社会所普遍接受。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但他却是“中体西用”说集大成的理论总结者。

第一，他对“中学为体”的内涵、意义的诠释更为精细。

对于中学，张之洞特别强调先秦孔儒之学的文化正宗地位。他极赞“孔子集千圣，等百王”^[58]，“盖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故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圣学之所黜也。”^[59]他特别注重弘扬儒学的兴教化、正人心的现实政治功能。他的“中学为体”，既指以儒学维系传统政治秩序，更指以儒教强化传统人际关系。他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是“中学”的核心。他最担心的，并不在列强虎视鹰瞵于外，而在于“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人心”于内，“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60]《同心》被列于《劝学篇》之首要位置，表明张之洞对“中学”用以“保国保教保种”的“正人心”核心作用的充分强调。

第二，他归纳、总结了“西学”的丰富内涵，同时严格规定它“为用”的工具性界限。

张之洞总结前人认识，从广泛的意义上概括“西学”的内容：“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61]。他具体阐释“西政”“西艺”的含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电、化，西艺也。”^[62]除设立议院被排斥（晚年又部分接受）外，张之洞将此前人们所提出的中国应该仿效、采纳的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内容，统统纳入“西学为用”的范围，既有科学技术，又有法规制度，还有行政措施。可以说，在“西学为用”的广度方面，张之洞达到了那一时代洋务大吏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的极限。

第三，他以清晰的形式凸显“中体西用”说的两面锋刃及其主旨。

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由隐而彰，成为时代“流行语”。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本意是以“西用”来捍卫“中体”，这其中既包括采用先进火炮对内镇压民众、对外抵御列强以巩固皇权统治，又包括用西艺、西技来增强清廷的力量，保全“天朝上国”的固有地位。张之洞为实现上述目标，十分自觉地展开两面作战：既批评“旧者不知通”，又批评“新者不知本”。他尖锐指出：“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63]他所揭示的出路则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64]而其要旨则在“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65]。可见张之洞在使用“中体西用”这柄双刃剑时，其根本目的是防范“国家颠，圣教灭绝”。张之洞“中体西用”说所起的最重要作用是，赋予这个理论以平正通达的外观，为这一时代“流行语”核定一个本质的意义基准和价值基准，其文化观的相对开放，恰恰从属于政治观的守旧。

第四，他将“中体西用”的理论主张“物化”为工农商学等行政实绩。

思想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实践来显现。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不仅于《劝学篇》中具论其详，而且于宦海生涯中始终以之为立身之本；他力言“西学为用”，更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全力实施。他在两广、湖广总督任内所办“洋务”，可以说囊括了他所论“西政”“西艺”的所有领域，实践了“政艺兼学”的主张。张之洞不仅是“中体西用”说的集大成式的“力言”者，更是这一思想的集大成式的“力行”者。在这两方面的结合方面，近代中国尚无出其右者。

作为“过渡时代”的过渡文化理论，“中体西用”说的出现本身证明近代工业生产方式诞生以后，世界范围内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融，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证明近代新文化的价值，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中华民族的开明人士所认可，尽管这种认可附丽于种种现实的、甚至十分保守的政治功利目的之下，或多或少地歪曲了它的本来面目，但毕竟为古老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创造一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的认识模式。

如果说种族关系上的“夷夏之大防”在19世纪40年代已开始动摇，那么文化关系上的“中西之大防”在“中体西用”说定型的90年代也趋向瓦解。我们今天有充足的理由来论证“中体西用”论的浅薄、机械、似是而非，但却无法否认它在沟通中西文化方面冲破坚冰、疏通航道的“过渡”历史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在“中体西用”旗号下，近代文化才得以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插足传统文化的世袭领地，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给予“中学”“中体”以强烈影响，并最终促使“中学”“中体”蜕变而新生。汉阳炼铁厂鼓风炉的轰鸣、两湖总师范学堂的琅琅书声、黄土坡新军营房的操演呐喊，在“尽瘁清室”的张之洞听来是纯正悦耳的旋律，其实这些音响里正不断递送出张之洞所力图捍卫的旧制度之“体”行将崩溃的信息。

《劝学篇》问世13年后，武昌城爆发的首义枪声宣告清王朝和中国两千年专制帝制的终结。人们不禁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答案颇与张之洞相关：

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引注）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66]

说这番话的张继煦，是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对恩师多所回护。然“种豆得瓜”之论，也符合史实。相比之下，清朝遗老对张之洞则有严厉斥责：“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67]而此说恰恰指出了张之洞洋务业绩对于辛亥革命发生所起的奠基作用。

又有遗老出来为张之洞开脱：“藩篱既决，人心益嚣，之洞鉴于末流之弊，怵然不宁，而风会所趋，挽回无术，栋梁既摧，国体斯革。论者追论祸首，资为口实。此之洞所不及料也。呜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68]

“种瓜得豆”的解嘲，“徒资逆用”的责难，“岂非天哉”的徒唤奈何，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过渡时代”的代表张之洞思想行径的“二律背反”：从鼓吹“中体西用”论的根本目的——维护清王朝和纲常名教而论，张之洞是失败者，但这又恰恰表明张之洞大刀阔斧地引进“西用”，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对于“中体”的蜕变新生，在客观上确实起着推动作用。

【注释】

[1]冯天瑜、何晓明合撰，《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载，收入文存时有修订。

[2]《张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诗集一。

[3]《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4]《全集》书札一，与张幼樵。

[5]《张文襄公奏稿》卷三。

[6]《全集》书札一，与张幼樵。

[7]《全集》奏议十一。

[8]《全集》奏议二十五。

[9]《张文襄幕府纪闻·权》。

[10]《全集》奏议三十七。

[11]《全集》奏议四十。

[12]史学界有一种说法：“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这是不切合史实的。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洋务事业，甲午之后仍有发展，某些方面超过战前水平。

[13]《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九。

[14]《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15]《全集》古文一，《殿试对策》。

[16]《全集》书札六，致袁慰亭。

[17]《全集》古文二，傅鲁堂诗集序。

[18]《全集》，《抱冰堂弟子记》。

[19]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

[20]《全集》，《轩语》一。

[21]《全集》，《轩语》二。

[22]《全集》，《？轩语》一。

[23]《劝学篇·宗经》。

[24]《劝学篇·宗经》。

[25]《全集》，《？轩语》一。(www.xing528.com)

[26]《劝学篇·明纲》。

[27]《全集》，《抱冰堂弟子记》。

[28]见《全集》读经札记二。

[29]《全集》诗集四。

[30]《清代学术概论》。

[31]《清代学术概论》。

[32]《全集》古文二，《创建尊经书院记》。

[33]《劝学篇·守约》。

[34]《全集》《轩语》一。

[35]《全集》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36]《全集》诗集三，《连珠诗》之十三。

[37]《全集》诗集四，《赠日本长岡护美三首》之二。

[38]《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39]《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40]《劝学篇·内篇·知类第四》。

[41]《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42]《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43]《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44]《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45]《劝学篇·内篇·明纲第三》。

[46]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辩》。

[47]《全集》电牍五十七，致保定袁制台江宁刘制台。

[48]《全集》奏议六十八，《创立存古学堂折》。

[49]《全集》奏议五十七，《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

[50]《张文襄公治鄂记·离鄂后之去思》。

[51]《全集》电牍四十九，致江宁刘制台等。

[52]《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二》。

[53]《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54]《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55]《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56]《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2期。

[57]《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0页。

[58]《劝学篇·内篇·循序第七》。

[59]《劝学篇·内篇·宗经第五》。

[60]《劝学篇·序》。

[61]《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62]《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63]《劝学篇·序》。

[64]《劝学篇·外篇·会通第十三》。

[65]《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

[66]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7页。

[67]《欧阳萼致袁世凯书》，见卞孝萱《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函电》。

[68]《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