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变既有遗传、继承，又有变异、创新。无论民族群体还是思想家个体，都是如此。就思想家个体而言，其学术方面的根基与动因，应予以特别注意。
张之洞向来以“儒臣”著称。有人问辜鸿铭：“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答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虽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为儒臣者以此。”[14]张之洞本人也以“儒臣”自居。他驳斥那种“儒者不合时宜”之说：
“所谓儒者，宗法圣贤，博通古今，以之为吏，谁曰不宜？”[15]他自称“弟儒家者流”[16]，“余性鲁钝，不足以窥圣人之大道，学术惟与儒近。儒之为道也，平实而绌于势，恳至而后于机，用中而独至，条理明而不省，事志远而不为身谋，博爱而不伤，守正而无权……余当官为政，一以儒术施之”[17]。张之洞晚年曾语亲故曰：“吾生性疏旷雅，不称为外吏，自愿常为京朝官，读书著述终其身。”[18]这并非谦词，而是直抒胸臆。虽然他后来走上封疆大吏、朝廷首辅的人生之旅，但终身于文章学术仍时时萦怀，未曾一日懈怠，对学界论争，时有独立之见。
对于清代展开的汉、宋学之争，张之洞取综采融通的态度。如果说，曾国藩立足于宋学，兼采汉宋，那么张之洞则是立足于汉学，兼采宋汉。张之洞从小受“乾嘉老辈绪言”[19]，自然视汉学为学术之本。他说：“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20]另一方面，他对于宋明义理之学也不排斥，尤其对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之学，更表崇敬：“四书朱注最精最显，澄怀观之，何语不惊。世断无通经博览之人而不能解朱注者。”“四书一编，为群经之纲维，万理之渊海。”[21]他批评“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理取相资。诋其求胜，未为通儒。……要之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22]。他兼综汉宋，是从学术根本上检讨，显示了对儒学的全面理解，归根结底是要将汉宋二学统一到儒学原教的精义上来，“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从《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23]。
如果说对汉宋二学，张之洞是以儒学的不同分支而兼收并蓄的话，那么对于老、庄、墨、韩等非儒诸子，张之洞则排斥其学旨，即使对荀子，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24]，表现出鲜明的党派性。但是，着眼于学术资料的采集，张之洞又不忽略先秦诸子之学的价值。他认为：“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然此为周秦诸子言也，汉魏亦颇有之，至其义理，虽不免偏驳，亦多有合于经义，可相发明者，宜辨其真伪，别其瑜瑕，斯可矣。”[25]这显示了张之洞在坚守六经主旨的立场上，对“诸子”“杂学”乃至“异端”的通融及利用态度。
在张之洞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的转变中，贯穿着这一特点：在较为灵活可变的外观之下，坚守正宗儒学的本位立场。这也是他一生文化思想的根基。入党“清流”时，他以尊奉六经大旨、维持名教方己任；跻身“洋务”后，仍坚持“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26]。在政治权术方面，张之洞翻云覆雨，竭尽纵横捭阖之能事，但在学术宗旨方面，却始终奉孔儒之学为圭臬。(www.xing528.com)
对于清中叶以降的今古文之争，他持坚定的古文经学立场，“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27]。他曾依据古文经学《春秋左氏传》，撰文驳斥《春秋公羊传》“大义悖谬”十四事，“文义乖舛”十三事[28]。戊戌间，张之洞与维新派在“忧愤同心”，“变通成法，以图久大，不泥古而薄今，力变从前积弊”方面，颇有共识，以至列名强学会，赞助《时务报》，但对于康有为依今文经学《春秋》公羊说而制定的托古改制变法理论却大不以为然。他还招聘古文经学家章太炎来武昌，企图以章之大手笔抨击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张之洞在《学术》一诗中称：“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诗后自注：“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菴，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29]张之洞与康有为很快便分道扬镳，除民权论这一政治分水岭外，还与今古文的流别颇有干系，故梁启超指出，张、康间的分歧，“盖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矣”[30]。
张之洞生当“经世”“务实”学风复盛的清季，固然反对今文经学，但对于龚自珍等今文学家“喜以经学作政论”[31]的“经世”倾向，则无微词，而且张之洞也是“通经致用”的积极倡导者。他曾反复申言：“一切学术……。要其终也，归于有用。”[32]通经当用韩愈“提要钩元之法”，务以“切用”为“要指”[33]。“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他鄙薄那些“不知时务”，不切“经济”的士人为“陋儒”，为纠此类“不切之病”，张之洞倡导“读书宜读有用之书”。“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34]
张之洞论学，涉及经史、诗文、词章、训诂、版本、目录诸多领域，亦有务求平实、切济时用的特色。
张之洞“通经致用”的“务实”学风，是他文化思想转变的学术动因。正因为他主张一切学术“归于有用”，所以他对于诸种学问，都从“致用”加以考虑，而不存迂腐的先入之见。即便在“清流”时期，他对于“洋务”“西学”，也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持极端排斥态度，而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35]。当时他对洋务派的批评，多集中在妥协外交，而非兴厂办学、开矿练兵等实际措施。正是从“经世致用”的学术路线出发，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师夷长技”的认识基础。张之洞日后展开洋务实践，并在实用价值上充分肯定西技、西艺、西政的意义，进而吸纳之、应用之，也就毫不足怪了。“经世”的宗旨，务实的学风，必然导致文化观的有限度开放和求新。张之洞曾以诗句言及此理：“井蛙不可以语海，夏虫不可以语冰。……见远儒乃尊，知时国乃兴，理非一孔尽，木非一法绳。”[36]“往代儒宗判南北，方今学派别东西，九流宗圣皆容纳，巨海稽天赖指迷。”[37]从这里，我们不难窥见张之洞文化思想从“通经致用”到“中体西用”的内在逻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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