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漫长的为政生涯（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1909年），既有贯彻始终的主线，又有前后更迭的变迁。他的生活轨迹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传统士人在“古今中西大交会”时代的矛盾、困惑和变异、更化。
张之洞早年接受的是严格、正统的儒学教育；入仕以后，相继在浙江、湖北、四川出任十载学官，又做过四年闲曹谏官，直至补授山西巡抚之前，一直生活在传统文化氛围之中。他做四川学政时修撰以指导士子求学修身的《书目答问》、收录图书2200余种，除少量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所著书，如《职方外记》《坤舆图说》《经天该》外，其余全为“端品行，务实学”的中华传统典籍，其视野未逾中土古学。从学官任上返回京师后，入围“清流党”，更高倡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
得名东汉的“清流”，是对负有时望、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士大夫的称呼。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活跃着一班以儒雅博望自重、以纠弹时政为任的京官，时人称之“清流党”。这些人在晚清政坛成就一番气候，并非偶然。同、光之际，清廷为显示“中兴”，锐意求治，诏询吏治民生用人行政，需要狷介耿直者的宏议为其点缀。而此时又正值洋务运动大盛之期，廷枢奕、疆臣李鸿章等权柄在握，声威日上，慈禧太后既要借重奕、李等以“洋务”充实朝廷的经济、军事实力，又担心“内轻外重”、尾大不掉，便玩弄“以清议维持大局”的手法，利用“清流党”牵制炙手可热的洋务大吏。张之洞于此时跻身倾向保守的清流派，有其经历、学识、性格等多方面的原因。
自幼饱读儒学经典、科举仕途一帆风顺，使张之洞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宗儒术笃信不疑，眷念情深；在个人性格方面，他继承先辈的清廉耿直之风，曾以诗言志：“白日有覆盆，刳肝诉九阍，虎豹当关卧，不能遏我言。”[2]在友朋交往方面，他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之前，便与清流中人潘祖荫、王懿荣、陈宝琛等过从甚密，由四川返京后，又与北清流骨干张佩纶结识，相互引为同调，遂入此清流圈，渐为中坚。在平反东乡冤狱、改订《中俄条约》等问题上，表现出为民请命、不避权要、犯颜直谏的“清流”本色。此时张之洞的文化观，正如追随他多年的幕僚辜鸿铭所论：“当时济济清流，犹似汉之贾长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是以文襄在京曹时，精神学术无非注意于此。”[3]
1881年底，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成为执掌一省政治、经济、军事实际事务的封疆大吏。这不仅是他仕途登进的重要台阶，也为他文化思想的转折提供了契机。抵任之初，他曾向张佩纶透露，自己治晋“皆中法非西法也”[4]。但是错综复杂的日常问题，尤其是山西积重难返的衰败现实，又使他意识到，清谈“圣经贤传”，固守祖宗章法，显然不能打开局面，而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些省份的督抚通过兴办洋务，使财政和军事实力大增，自然引起他的羡慕、仿效之念。正当他寻找兴革之策时，接触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1845—1919）给前任晋抚曾国荃的条陈，便立即召集属员讨论条陈中提出的“以工代赈”、开矿、筑路、兴学等建议，又聘请李提摩太出任顾问。李氏乘机宣传“西化”方案，并于太原组织演讲社，定期宣讲声、光、电、化等近代科学知识，表演磁石吸铁、氧气吹燃等实验。李氏还特别向张之洞单独讲解“别西墨炼钢法”。这些科技常识对于自幼饱读经史的张之洞来讲，开启了一扇新知门户。由此发端，他对“西艺”“西技”的价值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急思效仿。他在山西兴办一系列洋务事业，如设立洋务局，招聘洋务人才，建立桑棉局、铁绢局，筹办练军，等等。这些举措虽未获明显成效，但已经表明张之洞开始了由清流党向洋务派的转化。
与此相应，张之洞的文化思想也发生变化，由专注儒学经义，转而兼取“洋务”新知。他印发《延访洋务人才启》，称“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又说“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以条约为章程，以周知各国特产、商情、疆域、政令、学术、兵械、公法律例为根柢，以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为入门”[5]。在给张佩纶的信中又说：“鄙人僻在一隅，大事都不闻知，防海新论交议未及，大约止沿海及本省耳。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下采刍荛，则当抒其管蠡，不致后时发议，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也。”[6]
如果说李提摩太的西学启蒙对于张之洞来讲还只是具有别开洞天的新鲜感觉的话，那么随后的中法战事则给予他西方科技确实超乎中国的直观痛切感受。(www.xing528.com)
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直接参与中法战争的军事指挥、后勤保障。战争实践使他对于军事科技层面上中西文化的优劣高下有了真切认识：“夫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短兵同，史之良规也。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7]基于此种认识，他在两广任内，从军事人才培养和军械装备改善入手，于洋务事业“小试其端”[8]，建造军舰，筹治水师，开设水陆师学堂，招募洋弁，翻译西书。
与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一样，张之洞也是从承认西方物质文化（首先是军械装备）的客观先进性起步，以强烈的实用态度，吸收西方科技，以维护日趋衰微的宗法专制制度。关于张之洞此时的思想转折，辜鸿铭评论道：“当甲申一役，清流党诸贤但知德足以胜力，以为中国有此德必可以制胜。于朝廷遂欲以忠信笃敬敌大舰巨炮，而不知忠信笃敬乃无形之物也，大舰巨炮乃有形之物也，以无形之物攻有形之物，而欲以是奏效于疆场也，有是理乎？此知有理而不知用理以制势也。甲申以后，文襄有鉴于此，遂欲舍理而言势。然舍理而言势，则人于小人之道，文襄又患之，于是踌躇满志而得一两全之法，曰：为国则舍理而言势，为人则舍势而言理。”[9]这段话不仅点明张之洞文化思想转折的枢纽所在，而且还透露出转折之后其文化思想的两重性：“为人则舍势而言理”，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忠信笃敬之德行以正人心；“为国则舍理而言势”，即吸收大舰巨炮等西方物质文化以维国势。前者蕴含“中学为体”之旨，后者实蓄“西学为用”之意。
1889年，张之洞移节湖广，其洋务事业进入鼎盛期。亚洲第一家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阳炼铁厂，清末最大最先进的军工企业——湖北枪炮厂，成龙配套的湖北布纱麻丝四局相继建成投产。与旧式书院改制的同时，各类新式学堂也开办起来。张之洞对于西方文化的优长，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批评时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10]。他剖析中华学术多讲一般的道德伦理，缺乏“专门之学”，而专学发达恰恰是西洋富强的重要原因。“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11]他还划分“专门之学”为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门类，中国均应仿效西洋，大力发展。在对于“西学”优长的肯定与仿效方面，张之洞已经超过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前驱，后来居上。他的洋务“殿军”地位，因此而奠定。
1894—1895年，中日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举国震动。此后不久，张之洞上《吁请修备储才折》。这是一份甲午以后张之洞继续从事各项洋务事业的总纲性文件。[12]他提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的九条应急办之事：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设枪炮厂、开学堂、讲商务、讲求工政、多派游历人员、预备巡幸之所。虽然这时他还设有明确揭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帜，但这一思想已呼之欲出。
1898年前后，张之洞开始将“中体西用”形诸笔墨。他在《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提出：“两书院分习之大旨，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机，亦杜离经叛道之弊。”[13]标志着文化思想转变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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