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也还没有完成,所以,“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还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在您看来,应加强哪些方面的研究,从而把这一课题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
冯:陈寅恪曾揭示文化史上一个“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的通则——各个民族和国度对外来文化“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的地位”。在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构筑本民族新的思想文化体系时,并未忘却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康有为(1858—1927)声明,他的学说体系是参合中西印哲理的产物;孙中山指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不仅康、孙等如此,整个中国近代新学的铸成都是“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与“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再加以综合创造的产物。恩格斯(1820—1895)说,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具体而言,中国传统思想近代转型所依凭的“已有的思想材料”,一个比较切近的前缘,便是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想,如“匡时济世”的实学精神、抗议君主专制的社会批判思想和民主精神、执着的民族精神以及借鉴外域文化的开放精神等。中国近代思想家多求之于“晚明遗献”,多以黄宗羲(1610—1695)、顾炎武(1613—1683)、王夫之(1619—1692)、唐甄(1630—1704)的后继者自居,这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研讨中国传统思想近代转型之内部因素时,应加强对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的研究。
中国传统思想近代转型所依凭的“已有的思想材料”,当然不限于此,不少近代思想家都远溯先秦,从中华元典精神获取资源。近代思想借助古代思想的精义以突破中古的桎梏,这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中西文化史上都有典型表现。欧洲文艺复兴便通过对古希腊人文主义的创造性复归,达到对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超越。马克斯·韦伯(1864—1920)将近代化精神动力推源于“新教伦理”(勤劳、俭朴、敬业精神),又有人溯源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重智主义和殖民传统。对中国近代思想而言,吸纳中华元典精神也是一个重要的生成资源。综览中国近代思想主潮,其基本构成都包蕴着对中华元典精神的创造性发挥:从《尚书》《诗经》《周易》的忧患意识到近代救亡思潮;从《周易》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及“自强不息”的思想到近代的“更法—自强”观念;从“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到近代的社会革命论;从“华夷之辨”到近代民族主义,从原始民主和民本思想到近代民主主义;从“民生在勤”到近代民生思想。以上诸种变化当然都受到西方近代理念的刺激与影响,但也都导源于中华元典精义,它们是古今中西交融会合的产物。
中华元典精神在近代的演变和发展,是我们研讨中国传统思想近代转型之内部因素的又一课题。另外,中国人的近代实践,尤其是康、梁、严、孙等先进的中国人在近代条件下对中西思想的综汇及创造性转换,是传统思想近代转型的重要资源。对其思想的时代性、学术水平,有必要作深入考察。还应对先进中国人的影响作分类考察,注意区分沿海、海外与内地思想者的分类研究。除精英之外,对大众、民间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的思想形态也要作专门研究,包括区域研究、类群研究等。
郑:除以上讲的这些方面外,加强对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复兴的“嘉道经世思潮”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正是在嘉道年间,中国传统思想开始迈出了向近代转型的第一步,并对晚清思想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概而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批判社会现实,倡导“更法”和改革。第二,“睁眼看世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第三,强调学以致用,倡导一种重视现实问题的新学风。王国维(1877—1927)曾将有清一代的学术分为国初、乾嘉和道咸以降三个阶段,其各自的特征为:“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所谓“国初之学大”,是说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几位大儒,作为明朝遗老,他们痛感空谈亡国,不喜空谈性理,而强调笃行实践,其志在求天下利病。所以他们为学气势磅礴,“明体达用”。所谓“乾嘉之学精”,是说乾嘉时代汉学兴盛,汉学家埋首于故纸堆中,而不关心国家大事,其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注经为宗,内容主要是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从事经史古义的考证,强调精专。所谓“道咸以降之学新”,是说道咸以后由于西学的传入,以及中学对西学的吸纳,中国固有的学术发生了质的衍变,成了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学”。从“乾嘉之学精”到“道咸以降之学新”,这便是晚清的学术转型。就此而言,嘉道经世思潮所开启的这种面向现实、讲求功利、研究和解决当下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的新学风,可以说为中国思想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起到桥梁作用。(www.xing528.com)
背景链接: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在冯天瑜教授主持下,就先后完成“中华文化的近代转换”等课题的研究,并出版《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历程》论文集。近年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思想史研究室把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作为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除承担该院重大项目“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外,还与浙江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单位合作,先后召开“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等系列学术研讨会。2007年又编辑出版《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一书。与此同时,《四川大学学报》在2007年第3期开辟“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专栏”,集中刊发冯天瑜《元典精神的近代转化》、史革新《清初学术思潮转换刍议》和邹振环《19世纪西方地理学译著与中国地理学思想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换》等关于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的学术论文,引起较大反响。
【注释】
[1]原载《光明日报》2007年11月30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