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时代特征

主持人：讨论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我们还必须弄清楚，为什么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在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中叶以后会出现剧烈的嬗变？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开始发生转型？

冯：促成中国传统思想近代转型的基本动因，深藏于经济及社会的近代变迁之中。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宗法专制社会逐步解体，是思想学术新变的背景与推动力。对此作出深度的历史唯物主义诠释（而不是以“经济唯物论”贴公式化标签），是近代文化史研究的一项必修功课。当然，传统思想近代转型的直接动因，必须从反映经济及社会变革的思想学术的流变中寻求脉络。就思想学术的近代流变而论，须从空间与时间两个向度作综合考察。在空间向度上，它是中国本土思想的世界化过程，表现为中西思想文化的深刻互动；在时间向度上，它是古代及中古思想的近代转化，发生着时代性跃进。这两者又是彼此交叉的，“西学”往往与“新学”相连，“中学”往往与“旧学”相连，但是也不尽然。严复指出，“西学”便有新旧之分，我们在采纳时应有取舍。“中学”也绝非旧学的同义词，其间不乏指引前进方向的内容，并提供与西学嫁接的母本，构成中国近代思想进程的真实起点。总之，研讨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需要运用“古今中外”法，既探讨传统思想的历史演绎，又考析中国固有思想与外来思想（主要是西方思想）彼此涵化的过程。有一种广为采纳的推理：由于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由西方文化所“激活”，那么今日为推进现代化就应当专注于向西方寻求动力与支援。这种推理正是西方汉学界曾经概括的“冲击—反应”模式。作为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这一模式有片面性，因为它只注意到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外部因素，而忽略了内部因素。(www.xing528.com)

郑大华（以下简称“郑”）：是哪些因素的集合激发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在进入明清以后尤其是乾嘉以后已停滞不前，如果没有西方的挑战，中国传统思想就不会产生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变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邓嗣禹和费正清就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大变动、大转型的社会，这种变动和转型不是起因于一种“内发的力量”，而是源于“外发的压力”，即西方的冲击。他们的这种观点不仅一直主导着早期美国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且对中国本土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影响也很大。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这种“外部取向”的“冲击—反应”研究范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的反思与批判，转变为柯文所定义的“中国中心观”的兴起。许多研究者开始摆脱过去宏大叙事与整体研究的路径，立足于中国内部自身发展，从中国内部寻找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发生近代转型的原因与动力。在美国“中国中心观”兴起的同时，国内的一部分学者也开始把他们的研究重点转向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结构，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本身就具有追求近代性的因子，如果没有西方的挑战，中国也将沿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实现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我把前一种观点称为“外因论”；后一种观点称为“内因论”。但对这两种观点，我都不太赞成，我认为是一种合力的作用，即：引起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近代转型的因素是复杂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非外因决定的，也不是内因决定的，而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的，来自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与来自西方国家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术界对来自西方国家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研究得较多，而对来自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研究得较为薄弱，这后一方面的研究应该成为今后“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