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谭氏而起的革命派志士们，对国家民族忧患之深广更超过前贤。
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筹建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时，便郁积着对民族危亡的深沉忧患，他草拟的《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说：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40]
次年，孙中山草拟的《香港兴中会章程》进一步痛述内忧外患，一再发出“呜呼惨哉”“呜呼危哉”的感叹[41]。孙中山的忧患，已非旧式的“君国之忧”，而具有新的时代风貌。他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说：“大家经常忘记了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词。”[42]在《致港督卜力书》中，于揭露“政府冥顽”“疆臣重吏，观望依违”的同时强调：“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43]这是一种以民为本位的救亡图存意识，其忧患的深广，与旧式的“君国之忧”不可同日而语。
与孙中山同时代的革命志士，都有着类似的对于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忧患。邹容（1885—1905）1901年东渡日本前夕，目睹国家危亡，民众苦难，作抒怀诗云：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这种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忧患情怀，驱使邹容后来创作出“笔极犀利，文极沉痛”的《革命军》。这部书在一切稍有忧国忧民之心的人那里都富于感召力，“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44]。(www.xing528.com)
同邹容齐名的陈天华（1875—1905），其忧患的侧重点在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澜。他在《猛回头》中论到这种极端危急的形势：
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意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
陈天华的忧患更在于“可怜中国人好像死人一般，分毫不知”[45]。他向民众宣示：“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随他怎样的。”[46]陈氏以警世者的身份歌吟曰：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47]
为着唤醒昏睡的国人，陈天华不仅连续撰写《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等激昂慷慨的文字，而且于1905年蹈海自尽，留下《绝命书》，劝勉生者“去绝非行，共讲爱国”，从而将其忧患情致发挥到极致。
忧患意识的唤醒并获得新的含义，是那一时代人们从中古迷梦里惊觉过来的契机。吴樾（1878—1905）在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时说：“予年十三，逐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一始不复以八股为事，日惟诵古文辞。”后来，“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军》一书，三读不置，适其时奉天被占，各报传警，至是而知家国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48]。这段话是颇有典型意义的。一个饱读诗书的士子，当然蕴藏着经世之志和忧患情怀，但往往被科名所囿，于时势无所闻问，暂处蒙昧之中，一旦经新学启迪和时局刺激，其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义务感顿时勃发起来。以吴樾为例，则断然走向暗杀主义，其思维逻辑是：“夫今日之汉族之民气，其涣散不伸，至于此极……今欲伸民气，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49]企图通过暗杀“满酋”激励国人，儆戒清政府。后来他果然携炸弹谋炸出洋五大臣，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实践其“以个人性命之牺牲，而为铁血强权之首倡”[50]的誓言。
吴樾所持“暗杀主义”，自然是一种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广大革命党人虽景仰吴樾的献身精神，却认为“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动摇全局”[51]。他们怀抱着更切实、更坚韧的忧患，志在大举，行在沉潜，“欲为大汉复仇，虽汤镬弗惧，遑恤苦地”[52]。许多年轻知识分子鄙视功名利禄，放弃舒适生活，长年在新军下层、会党群中活动，粗衣恶食，历尽艰辛。当革命需要献金时，他们可以典卖家产，直至脱下最后一件衣衫；为革命需要献身时，他们悲歌慷慨，义无反顾。辛亥革命的金字，是由这些“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革命志士的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活动铸造出来的。驱动着这一代英华做出此类义举的，正是对于“危哉中国”[53]的忧患，在他们壮怀激烈的革命行径中，闪耀着“志士不忘在沟壑”[54]，“勇士不忘丧其元”[55]，“苟利国家，不求富贵”[56]一类元典精神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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