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元典中的忧患精神

忧患意识是充溢于中华元典的一种基本精神。元典作者多身处横逆、胸怀哀苦，所谓“愤怒出诗人”。他们怀着对生民家国的忧患，述往思来，方获得一种非凡的具有穿透力的理性思维。诚如司马迁所说：

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2]

司马迁有感于自己及先哲的身世，其旨意在“艰难玉成”，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忧患意识的发生机制。明末思想家刘宗周（1578—1645）也谈到忧患意识在元典系统内的功能：“《大学》言正心，以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证之，是指其所发言也。”^[3]

“忧患”作为一个完整的词出现于战国，但忧患意识却形成更早，如《尚书·周书》的许多篇章都流露出周初人物（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召公等）的“无疆之恤”（无限的忧患），即对天道自然的深沉思索，对政权兴衰刻骨铭心的忧思。如《康诰》《大诰》《召诰》《无逸》等篇便透露出一种自慎、自勉的心态。刚刚代殷而立的周统治者，并没有以胜利者自居，洋洋得意、颐指气使，而是以殷亡为鉴，诚惶诚恐，兢兢业业。周公担心侄儿成王骄纵，告诫其“先知稼穑之艰难”^[4]，以商代中宗、高宗、祖甲和周文王等贤明君主为表率，“不敢荒宁”，以履冰临渊的谨慎态度治理天下，这样方可享国久远。

“忧”“患”二字分别使用，在元典中不胜枚举。而忧、患二字连用为一词，始见于战国中期的《孟子》一书。《孟子·告子下》载孟轲（公元前372—前289）的言论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人称“大道之原”的《易经》是殷周之际与自然和社会顽强抗争、奋斗着的人们“困穷而通”的创作，全篇贯穿忧患意识。同样深怀忧患的战国晚期的《易传》作者深知此中底蕴，阐发《易经》的精义：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5]

《易传》作者还结合《易经》产生的历史条件分析道：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之惧，又明于忧患与故。^[6](www.xing528.com)

《易传》还专门阐述居安思危的道理：“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故，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7]《易传》作者引用《否卦》爻辞，以论证时刻警惕败亡、常怀忧患的道理：“《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8]

《易传》的忧患意识导源于《易经》。《易传》概括《易经》的特点是“其辞危”，即充满危机感，遂教人“明于忧患”，“外内使之惧”。其流露的周初人的忧患感绝不限于姬昌的囚系之虑，也不限于姬昌叛殷与事殷的犹豫徘徊。其实，周初人的忧患是从殷周之际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孕育出来的，是殷末的统治危机、殷王朝的土崩瓦解给周初统治者以震撼的产物。

忧患意识在殷末富有远见的人士（如箕子、商容、梅伯、比干）中已有所萌动，他们对殷纣的荒暴充满忧虑，都曾冒死劝谏，后来或被囚禁，或被杀害，可谓第一代富于忧患感的仁人志士。当然，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有深远影响的社会思潮，正式勃兴于周初，大约因此时正是“神本”向“人本”转变的关口。殷灭周兴的大事变，使新的统治集团——周人（特别是其杰出代表周公、召公等）意识到天命无常、政权可变，于是周公、召公不为眼前的安定和成功所陶醉，而担忧那些潜隐着的矛盾与危机，担忧继承者的荒怠，告诫他们居安思危，兢兢业业地尽责尽职，防微杜渐，以避免危难的到来。元典中的忧患意识主要反映了周代君王的“忧位”之思，以及哲人的“忧君”之虑。

忧患意识是以戒惧而沉毅的心情对待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理智的、富于远见的精神状态。如果说，周初的忧患意识主要体现为“忧位”“忧君”，即对政权稳固与否的忧思，那么春秋以降，忧患意识的内涵更为深入和扩展。这首先表现在孔丘“忧道”观念的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9]他将道的追求置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之上，故忧患的目标直指“道”，即学说、真理。孔丘还讲过不少同类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10]“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11]“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12]孔丘的“忧道”将周初以“忧位”为内容的忧患意识扩展到对真理能否弘扬的担忧，这是忧患意识朝着哲理方向的升华。

战国中期的孟轲，从民本思想出发，又将忧患意识拓向“忧民”和“忧天下”。在与齐宣王讨论忧乐问题时，他指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优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3]孟轲的“忧民”“忧天下”与周公、召公的“忧位”实质一致，是从忧虑君主的万世基业出发，未脱“君本位”立场，但其忧思内容毕竟较为深广，有一种由“君本位”向“民本位”交叉过渡的意味。

从周初的“忧位”“忧君”，到孔孟的“忧道”“忧民”“忧天下”，忧患意识的内涵愈益丰富。承其绪，后世仁人志士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有不同的忧患，或忧君国之衰败，或忧民族之危亡，或忧黎民之困苦，或忧道学之中绝，其间往往也交织着个人的哀伤，所谓“俯仰身世，悲从中来”。然而，作为一种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派生物，忧患意识又是古今同慨的。墨翟（公元前468—前376）的忧叹“万民多有勤苦冻馁，转死沟壑中者既已众矣”^[14]；庄周（约公元前369—前286）的“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15]，并有感于“今世之仁人，蒿目而忧世之患”^[16]；屈原（约公元前304—前278）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17]，以“布衣忧国”自命的杜甫（712—770）吟咏的“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18]；白居易（772—846）的“今愁古恨入丝竹，一曲凉州无限情”^[19]；“去国怀乡”“感极而悲”的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20]；抱道忤时，退处林野，却“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21]的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22]，凡此种种，莫不是“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博大而崇高的忧患。这种忧患意识正是中华民族居安思危、自强不息、挫而复起、穷且弥坚的精神动力所在，正所谓“艰难玉成”，“殷忧启圣”。

忧患意识不是一般的悲天悯人的感情宣泄，而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是一种对潜在危机的洞见和预防，即《诗》所言“未雨绸缪”^[23]，《易》所言“见险而能止，知矣哉”^[24]，“思患而豫防之”^[25]。

深怀忧患意识的哲人往往能在一片升平气象中觉察隐患，所谓“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26]。如生于清代“乾隆盛世”的诗人黄景仁（1749—1783）吟咏道：“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27]这里塑造了一位“悄立市桥”的忧患者的形象，他从“千家笑语”的背后，透见到潜伏于“物外”的危机，这正是对“乾隆盛世”即将转向中衰的敏锐洞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