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将春秋战国时期定型的《诗》《书》《礼》《易》《春秋》等蕴含着民族原创精神的典籍称为“文化元典”。元典是距今两三千年前的“轴心时代”的创作物，它包藏着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基元。但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段，这种“全息性文化基元”究竟是哪些部分活跃起来，哪些部分仍继续“沉睡”，则取决于某个特定时段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需求。元典既然是先民的创造，是古代社会的观念产物，它所蕴藏着的“基元”能够在后世的某一时段苏醒过来，运作起来，并且发挥新的社会作用，必须仰赖后人的创造性转换。
在近代中国，首先是与近代社会相切近的那一部分元典精神苏醒并活跃起来。这便是：忧患意识；变易—自强观念；“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思想；华夷之辨，内华夏外夷狄的民族主义；“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中华元典精神的上述成分切合了近代中国全时段或某一时段的需要，而中国人在近代社会实践中又对上述古老观念加以转型与重铸，并与西学的某些对应部分接轨，使其如同火中凤凰，在涅槃中赢得全新的生命。本文侧重讨论元典精神中的“忧患意识”的近代转换。
从人类文明史的一般进程而言，近代史是一部“走出中世纪”的历史，即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宗法社会转向商品经济发达的工业—法治社会的历史。然后，中国走过这段历程，其情形与西欧大不相同。西欧的近代化是在社会自身的演变中完成的，而中国却是通过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侵入，打断本国历史的自然进程，而被强行纳入世界近代化过程的。正如人体在输入外来体液或移植外来器官之后，必然要发生剧烈的“排异反应”而导致巨大痛苦一样，由“西学东渐”引发的中国近代化过程也必然给中国人带来诸多矛盾、困扰和煎熬。(www.xing528.com)
中国近代化是一个伟大而曲折的前进性历程，一百多年间，中华民族面对内外交困的局势，既要挽救民族危亡，又要奋起追赶世界先进文明，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使命。由于时势的剧变和西学的影响，此间中国人观念更新之迅速，非昔时所可比拟，但无论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怎样演变迅疾和跌宕起伏，“救亡思潮”却一直是中国近代文化交响乐中的主旋律。这既由近代中国社会现实所决定，也因中国文化传统所导致。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救亡思潮是中国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经世主义的直接延续，更是中华元典精神中“忧患意识”的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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