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民初以来，思想者对于中国文化近代转型感触渐深，从龚自珍、魏源、王韬、郭嵩焘到康有为、容闳、章太炎，有种种概括，而梁启超在民国初年提出的文化进化“三期说”较为平允、系统，我们正可据以为基础，加以修订，形成关于中国文化近代转进的较周到的评述。
中国文化近代转化，是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而国人自觉到固有文化的“不足”，亟须更张，是社会转型或曰社会进化的枢机所在。关于这一枢机，对文化转型有切身感受的梁启超作过富于历史向度的阐发。1922年4月，梁启超为《申报》五十年纪念作文曰：
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知。”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1]
梁氏把近代中国人自觉“不足”、谋求更革的努力分为前后递进的三个阶段：
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2]
基于此种分析，梁氏将中国文化近代转型归为三期：军工洋务—变法维新及政治革命—新文化运动。其基本内涵为：
由“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朝廷发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向西方学习工业化技术。
由“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朝野发起向西方学习宪政制度的“变法维新”；进而发生以民主共和为目标的政治革命（辛亥革命）。
由“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遂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梁氏采纳陈独秀关于思想、伦理的觉悟是最后之彻底觉悟的论说，提倡民主与科学，解放人的思想，达成深刻的、根本的文化转型。
作为第二期政治变革重要发动者之一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制度转型的判断为：“他们的政治运动，是完全失败”，对于这一变革从广义文化上观测，梁氏作了真切反顾：
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3]
梁氏对于这种照搬西方政制的改革尝试，颇有沉重的自我批评意味。
对于第二期的后段——辛亥革命的成效不佳，梁启超也痛心疾首：(www.xing528.com)
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4]
梁氏正是出于对第一期、第二期的成败得失的反思，寄希望于第三期变革，即新文化运动，期盼“全人格的觉悟”。
梁氏文化转型“三期说”，揭示了文化结构由外到内、由浅入深的三层次（器用—制度—心理）变革的逐级推进，有相当的概括力，大体反映了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实际过程。但梁氏“三期说”又失之简略、平浅，有必要补充、引申。
第一，文化结构三层次（器用—制度—心理）的变革，并非截然分割，而是协同共进的，当然三者有主有次。如在以器用变革为要点的洋务运动时期，制度、心理层面的变革已隐然萌动；谋求制度变革的第二期，器用变革在纵深发展，而心理变革也开始启动。
第二，梁氏寄深望的第三期变革，意在实现“全人格的觉悟”，但新文化运动固然有此雄图，并且取得相当收获，但因为自身存在偏颇，又未获得器用层面、制度层面的有机配合，甚或发生彼此抵牾，至使第三期变革，即人的现代化成就有限。
总论之，梁启超的近代转进三期说，虽显得稚嫩，然而它毕竟是中国近代最简洁明快的现代化路向说，直至今日给我们启示良多。
【注释】
[1]本文申报馆1923年2月发行。后定题《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四册，第三十九卷。
[2]本文申报馆1923年2月发行。后定题《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四册，第三十九卷。
[3]本文申报馆1923年2月发行。后定题《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四册，第三十九卷。
[4]本文申报馆1923年2月发行。后定题《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四册，第三十九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