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挽歌：写给青少年的宋朝史及其辉煌成就

一说到理学，就不能不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是理学家程颐的名言。“存天理去人欲”是理学家的主张，理学家认为人生应该严肃，而且要非常非常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不可以有其他意念，比对清教徒和苦行僧的要求还要严厉。程颐坚决主张压制感情和灵性，认为没有感情和灵性的道德，才是最高道德。所以他反对任何和感情灵性有关的事物，包括艺术与文学。他的要求是，人类只能做一件事，即敬畏圣人，无怪引起苏轼一派的反感，认为他丧失人性，连最顽固的司马光都叹息说：“使皇帝不愿意跟儒家接近的，正是程颐这种人。”

古代人对妇女的贞节问题，尺度一向很宽，到了程颐，才开始对妇女订立片面的苛刻标准。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为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宋人不独讲贞节，还讲贞操。贞节说的是已婚妇女的事，贞操则扩展到未婚女子身上，即所谓童贞问题。在公开场合，理学要求妇女戴盖头，以障面部，女子要脚穿尖小莲鞋。朱熹还别出心裁，在女子鞋底下装上木头，使之行走有声，便于人家监视其活动。

理学的出现有一定的原因。因庆历新政之后有熙宁变法的汲汲于“财利”，故激起道学家对王霸、理欲、义利的严辩；庆历新政的夭折和熙宁变法的转向，使道学家认识到“格君心之非”才是治世的“大根本”，只有君心正，然后才可以“讲磨治道，渐次更张”。

如果说在政治上为了纠正前面朝代政治中的弊病，宋朝在实现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过程中成就斐然，但不免矫枉过正，在文化上，儒家文化发展到一个空前高度的同时，也不免走向了狭隘。

理学在刚开始没有发生大的作用，当朱熹在政府取得权力后，才正式结出果实。这就不得不细说下朱熹。朱熹的父亲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他4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朱熹勤于思考，学习长进，8岁便能读懂《孝经》，并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几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将其托付给好友刘子翚、刘勉之、胡宪，这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对佛学也有浓厚兴趣。朱熹早年出入佛、道之门，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由它规划了朱熹的理学系统。

淳熙三年（1176），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九渊持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熹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理学区别于心学成为一大宗派。

朱熹作为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他的经学思想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儒家经典五经进行注释，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加以理论创新，提出系统、完整的天理论。他将儒家学派若干辅助性的书籍，孔丘言论集《论语》，跟孟轲言论集《孟子》，以及《礼记》一书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为一部书，定名四书。四书遂与五经并肩，称为四书五经，后来渐渐代替五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习的唯一经典，对后世中国哲学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同时也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更趋完备。

宋代尽管有朱熹这样影响广泛的杰出学者，但是，那些理学的严厉原则和高超理想，在宋代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作为规矩、常识和习俗，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大范围地出现，直到南宋末年甚至元代，才渐渐在汉族士人中开始被接纳。(www.xing528.com)

一种思想如果对人的约束脱离了人性，那它就必然造成虚伪于理学创立之始，也是卫道士和假道学数量剧增之时。朱熹在把儒家文化推向一个新高度的同时，也逐渐使儒家文化成为教条并使其变得虚伪。

这些经学理学在宋王朝是显规则，是教化别人的，它不上宫闱、不上大夫。而在上层社会真正起作用的是另一套潜规则，按照这种潜规则做事才能成事，一边道貌岸然地满嘴仁义道德，一边肆无忌惮地男盗女娼。所谓道德教化成了虚伪的本源和罪恶的渊薮，奸臣得以以卫道士的面目大行其道，极端的趋利性和自私性大涨。

宋朝自身并不是个检点的社会。宋朝的妓业发达，既有私妓，也有官妓、营妓，整个社会都耽于物欲的沉醉。更有令人不齿的，理宗淳祐年间，有个大臣叫丁大全，长得“蓝色鬼貌”。他给儿子聘妇时，见其长得标致，干脆夺媳为妻。宝祐三年（1255），这样的人居然升做了谏官。三年无一谏劾，被人称为不叫的狗。

儒家文化到宋代以理学的形式实现了一次总结，而中国整个的文化也在宋代实现了一次总结。宋朝的书画是中国书画艺术的巅峰。史学的成就，其他朝代更难以企及，“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在科学上，沈括的《梦溪笔谈》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顶峰，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三项始于宋成于宋。两宋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其思想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远非汉唐诸儒所能比拟，实际上开创了继先秦以来中国思想界最为隆盛的局面。有顾瑗、孙复、石介“宋初三先生”，周敦颐的濂学，程颐、程颢、朱熹的程朱理学，王安石的新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陆九渊的心学，以及陈亮和叶适的事功学派。

但就理学来讲，“存天理灭人欲”与人性相悖的理论基础注定了儒学在迈上一个新台阶的同时也走向了畸形发展的道路，它的内在矛盾终于导致了明朝“大礼议”的论争，即关于明世宗朱厚熜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后，统治阶级内部在皇统问题上的政治论争。“始而争考、争帝、争皇，继而争庙及路，终而争庙谒及乐舞。”斗争的焦点是如何确定世宗生父朱佑杬的尊号。

“大礼议”的论争，实际是天理与人情、天理与人心之间的论争。在这次“大礼议”的论争中，充分暴露了程朱理学不近人情的冷酷面目，不顾现实的僵化心态。

“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天即是理”“明义利之辨”等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思想道德文化，奠定了后世思想政治的基础。但同时宋朝的理学就如同他们所欣赏的三寸金莲，把整个宋朝文化塞入一个小鞋之内，在不近人情中欣赏一种畸形的美。理学为未来儒家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大宋的灭亡唱响了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