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南宋佛教兴盛与香火院及佛寺梦华录的关系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再次哼起这首熟悉的歌谣时，济公疯疯癫癫又不失可爱幽默的形象重现眼前。济公是他的俗称，南宋僧人，姓李，字心远。他刚出家时在杭州灵隐寺，后移住净慈寺。传说他不守戒律，嗜吃酒肉，言行癫狂，因此被称为济颠僧，又名湖隐、方圆叟。因其行为隐秘，衣食无定，寒暑无完衣，所受布施供养，不久即付酒家。对于老病僧人，他尽力备办药物相助，无故不入富贵人家。济公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被看作惩恶扬善的楷模。

济公的故事深入人心和南宋佛教的兴盛不无关系。《梦华录》载南宋佛寺数目达480座。禅院五山是：余杭径山兴圣万寿禅寺、杭州南屏山净慈寺、杭州灵隐山灵隐寺、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鄞县天童山景德寺。禅院十刹是：杭州中天竺永祚寺、湖州道场万寿寺、温州江心龙翔寺、金华宝林寺、奉化雪窦资圣寺、天台国清寺、福州雪峰崇圣寺、南京灵谷寺、苏州万寿报恩光孝寺、苏州虎丘云岩寺。

宋代南迁之后，政府愈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但江南地区的佛教原来基础较厚，国家财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

当时上至朝廷，下至黎民百姓，大多与佛教有缘，遇上斋戒或生日都要请僧尼诵经求福或解脱。宋代的贵族还设有建造功德寺的特殊制度，亦称功德院或香火院，俗称家庙或家庵。所谓功德寺就是在王公贵族的坟墓处为表彰其功德而建造的寺院，僧尼就是守墓人。世居东钱湖的史弥远为当朝丞相，他不仅在明州城内重建延庆寺，还先后把大慈山中的悟空寺、大慈寺、宝华寺、妙智寺都请为功德寺，并聘请禅宗高僧主持。此外，大慈山的上水保安院初建于宋端拱年间（988—989），被史弥远请为功德寺后，皇帝赐名为辩利寺。

比起佛教的兴盛，宋代道教更是风靡全国，继唐之后迎来了巅峰时期。这还得归功于两位皇帝的“言传身教”，他们是真宗和徽宗。宋真宗在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为了掩饰自己对辽国屈辱求和，压服群臣，便认可王钦若之言，于是由宋真宗亲自导演，宰相王旦和王钦若等人积极参与，演出了一场“天书下降”的崇道闹剧。

政和三年（1113）十一月，徽宗率文武百官到南郊祭天。行至半路，他声称看见不远处像有烟雾缭绕的楼台亭阁出现，问那是什么地方。蔡京附和道他也看见了，并且还看见了不少道装穿戴的仙童相继出现在半空中，连衣服眉眼都看得很清晰。徽宗于是写了一篇《天真示现记》颁行全国，“寻以天神降日为天应节，即其地建迎真宫”，大搞所谓迎接天神降临的活动。宋徽宗崇道的狂热程度，可以说在历史上极为罕见。他崇道的时间长达20多年，如易中天教授所说：“和平安定的日子过久了，宗教信仰也越来越盛了。”大量的钱都耗在上面，妖妄之盛、影响之深、危害之大，均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www.xing528.com)

历史告诉人们，一个有特殊癖好的人当个普通人没问题，但坐上了龙椅，问题就严重了。南唐后主李煜，当个词人中的皇帝没问题，但却是皇帝中的词人，事情就坏了。一个以词为生的皇帝，他那柔弱的“一江春水”又何以载得动天下苍生？

李煜虽不是当皇帝的料，毕竟还有值得敬佩的地方，但上面两个皇帝的愚人愚己的行为，只有让人哭笑不得的份儿。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此各地的庙观香火极盛，真人道士受到的国家待遇丝毫不输给那些官员。大中祥符七年（1014），真宗亲自驾幸亳州太清宫，谒拜老子神像，赐亳州西门为朝真门，门楼叫奉元楼；北门叫均喜门，门楼叫均庆楼；北门外涡河桥为灵津渡；改亳州奉元宫为明道宫，并把亳州升为集庆郡，设置节度使，统辖七县。真宗在位期间，还大量兴建道观，召见著名道士，命王钦若、张君房等编辑《道藏》，编修了《宝文统录》和《大宋天宫宝藏》。宋徽宗对道教的崇信有过之而无不及，竟然授意道录院册封他为道君皇帝，封庄子为微妙玄通真君，列子为致虚观妙真君，配享混元皇帝老子。其他诸神，都有封号，给学道的设立道官，对道教领袖大加封赏。茅山派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被赐号葆真观妙先生。

两代皇帝在行动上、思想上和舆论上加大力度捧道教，尤其是宋徽宗，这个后来当了金兵俘虏的皇帝，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大概就是为道教做了点贡献。对迷信的东西沉迷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和道教的兴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朝一步步走向了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