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宗泽抗金忠心助北伐，却得忽视与谤言

戎人长驱越大河，天下震惊观阙危。

肉食之谋殊未臧，我愤切骨其谁知？

这是宗泽在巴州任上，于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苦闷彷徨之时所写的诗句。当时正值金兵大举南侵、围攻都城开封，而南国帝王们仍旧沉湎于宫廷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尽管朝外一片混乱，国家摇摇欲坠，他们却毫无所觉。作为当时唯一主张抗敌的老将宗泽，看到国家在风雨中飘摇的样子，也只能作诗赋志，对于满怀强烈忠君报国之心的他来说，思想上的痛苦是无法名状的。

当宗泽为自己不能亲临前线率军御敌苦闷之时，爱国官员李纲正率领开封军民奋起抗金，并击退了金兵对开封的围攻。刚即位的宋钦宗为了表示要重振朝纲，下诏要朝臣举荐能员和堪任将帅者。在御史大夫陈过庭的推荐下，朝廷召宗泽进京，出任台谏。宗泽一接到诏书，不顾68岁高龄，立即日夜兼程驰赴京师，抵京后即向钦宗“奏对三策”，力主抗金，反对求和。然而，钦宗同徽宗一样昏庸，把希望寄托在与金的议和上，竟派宗泽充当和议使，赴金营议和。宗泽临行前对同僚说：“此行不生还矣！”决心赴金营以死与之抗争。钦宗深恐宗泽破坏和议，急忙改派他去做磁州知州。

宗泽带了十几个士卒，北上赴任。磁州经过金兵上次南侵时的烧杀掳掠和疯狂破坏，几难再守。但宗泽认定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必能挫败来犯之敌，这也是他敢来的原因。他一到磁州，就大力发动群众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招募士卒，组织义兵，使练兵与务农相结合；又尽府库所有库银，还捐出自己的俸银，高价购买粮食数万斤，备足军粮。在宗泽的感召下，百姓纷纷“争献金、谷”，支持抗金斗争。不到一个月，磁州的防务就重新建立，并组织起一支上万人的武装队伍。宗泽清醒地看到，凭一州的力量难以与金兵抗衡，于是上奏朝廷，建议“邢、洺、磁、赵、相五州各养精兵二万，虏攻一郡，四郡应援，则一路常有十万兵”。钦宗对宗泽联防抗金的建议，口头虽表示赞许，却未付诸实施。

一个王朝辜负了宗泽的一片忠心耿耿。这与宋朝的立国精神有关，柏杨先生说宋帝国的立国精神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形，澶渊之盟那一年，都部署河北转运使王钦若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滚尿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士气是如何的形态。

纵观中国历史上在宋王朝以前的三个大一统王朝，在秦始皇、汉武帝及唐太宗等千古一帝的文治武功下，无一不是疆域广阔、四海朝服，甚至连秦汉时北方的匈奴，唐朝时北方的突厥及回纥都拜倒在他们脚下。可是宋朝空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争机器，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夏、辽、金击败，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军队水平的问题。要知道宋帝国不论是绝对人数，还是从军事水平、武器装备、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当时中华文明圈内的任何一个国家，更别说正处于四分五裂的欧洲诸王国和苟延残喘的拜占庭帝国。可以说，宋帝国从理论上来说是当时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宋朝的版图日益缩小，统治者龟缩不前，甚至连西域也干脆让了出去。

深究起来是宋朝的国策出了问题，立国之初就定下来文武分途，崇文贬武，消极地接受唐末和五代十国军事政变的教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对此，柏杨先生有精辟的论断，他说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的战斗力。只有宋帝国不然，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同样是中国人，在唐王朝黄金时代，生龙活虎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入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到了北宋的末年，情况更加糟糕。家大问题多，偏偏又碰上一些心怀歹意、不三不四的“邻居”，这“家”就更不好管理了。那些北方来的诡秘的军队，就像那大漠戈壁上的孤魂野鬼，他们在沙丘之间盘旋舞蹈，那带着哨声的风儿就像他们在作祟。他们于靖康二年（1127）将开封洗劫一空，挟持徽、钦二帝及后妃、宗戚三千余人北撤，北宋王朝覆灭。从宋初就处于弱势作战境地的宋朝一直希望和议，而与这些孤魂野鬼交锋的宗泽则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打得入侵的金人溃不成军，尽弃辎重，直叫“宗爷爷”，还拨给岳飞五百骑兵，让他崭露头角，极大地鼓舞了各地宋军的斗志。(www.xing528.com)

1127年5月，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帝位，改年号建炎，是为宋高宗，南宋时期从此开始。宗泽力主抗金，不断上疏陈说中兴拨乱大计。在李纲的极力举荐下，高宗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加职延康殿学士。

开封这座举世闻名的繁华都市，经过金兵的洗劫之后已经满目疮痍，楼橹尽废，破烂不堪。各路来到这里的勤王兵，在宗泽的整军布防下，渐渐恢复秩序，之后他又开始联络与招募义兵。全民抗金是宗泽的一贯主张。他在磁州时发动群众抗金已取得显著成效。到开封后，宗泽目睹两河各地民众同仇敌忾，纷纷自动武装起来抗击金兵，进一步看清这是夺取抗金斗争彻底胜利的基本力量，便积极派人前往联络。这样，宗泽很快就把散处各地的义兵团结和组织起来，形成一支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百万大军，成为抗金的主力军。

历史人物总是有着鲜明的对比，宗泽在开封积极抗金，高宗却于建炎元年（1127）十月以巡幸为名，从南京逃到扬州过醉生梦死的生活去了，士大夫阶层总体上也已堕落，国难当头，文人难以肩负天下重任。即使如此，仍有志在天下、敢说敢为的士大夫，如人所熟知的李纲、陈东和欧阳澈，然而他们实属凤毛麟角，士风极坏，且还在大面积地蔓延。正如王夫之在《宋论》中说：“君不似人之君，相不似君之相。”

宗泽一面筹划北伐，一面加紧上疏乞请高宗回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宗泽接连上了24封《乞回銮疏》，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乞回銮二十四疏”。在准备北伐期间，建炎二年（1128）一月、三月、五月，宗泽又分别派遣属吏三次赴扬州，面奏北伐准备情况和进兵渡河计划，乞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大计。高宗一再拒绝，而且越来越疑忌宗泽，这是宋朝的可悲之处。同年五月，高宗派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荀为东京副留守，就近监视宗泽，阻止其六月进兵渡河计划的实施。宗泽对宋王朝忠心耿耿，却得不到高宗的理解和支持，反而“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眼看自己殚精竭虑筹划的北伐计划变成泡影，宗泽忧愤成疾，背上长疽，病情加剧。

一颗赤诚报国的心，一个有民族大义的老英雄，于弥留之际依然念念不忘北伐，最后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三朝老将怀着悲愤的心情与世长辞了。在国运难以逆转的危急时刻，尽管无力回天，但宗泽依然不惜“慷慨轻身”，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做殊死的苦斗。王曾瑜先生称赞说：“北宋与南宋之交，面对金军凌厉攻势，当一大群高官手足无措之际，方得有两个屈沉下僚的文士李纲和宗泽临危脱颖而出，敢于以大气魄和大器识身膺救国重任，但宋廷从皇帝到群臣，却容不得两人施展抱负，而使他们沦为悲剧角色。”

听单田芳老先生说书的人，大概都记得这么一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没想到哇，没想到啊！”大概正是赵宋天子率文武百官在大宴饮“和议”，廊庑之下，百官云集、朱紫满朝、环佩叮当的时候，那大漠戈壁上的孤魂野鬼悄然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