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史：帝王未读的治国圣经

柳永《鹤冲天》中有“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句，宋仁宗批评他：“此人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遂将其名字自皇榜抹去。因此柳永自称：“奉旨填词。”

与柳永的“奉旨填词”不同，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是真正的奉旨，是英宗让他设立书局，自择官属。赵宋王朝建立以后，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巩固自身统治，非常重视修史工作。北宋中期，欧阳修、宋祁等曾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著作。但是，当时尚未有一部贯通古今、合乎要求的通史著作。从《史记》到《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读完一遍，很费时间和精力，而且不容易掌握线索及要领。司马光立志要写出一本适合需要的史书来。神宗除了允许他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还将颍邸旧书两千四百卷赐给司马光做参考，最重要的是神宗亲命书名并作序。后世应感谢神宗的那篇序文，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传奇的一篇序文。当革新党当权，下令查禁《资治通鉴》时，有人警告说，那将是向皇帝挑战，革新党才惶然而止，从而让一部宝贵的历史巨著保存与流传了下来。

也就是神宗的命名，才使一部史书变成了帝王的镜子，“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的政治、历史教科书，是一部总结中国历史政治沉浮与执政经验的帝王学问，是让他们反思自己的一面镜子。司马光自己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司马光写完的时候，上书皇帝，恳切地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不过，虽然《资治通鉴》被认为是帝王的镜子，但事实上，却很少有帝王从这面镜子中真正获益。宋朝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他们并没有按照这部书上教导的去做人、做事、做皇帝，明王朝的皇帝虽然每天清晨都要研读它，但明朝的皇帝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众所周知，《资治通鉴》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它也在给全社会提供着借鉴，为之作注的胡三省深谙此理，他说：“《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鸣盛也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所以《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司马光以高瞻远瞩，“不下司马迁”（梁启超语）的技法，以知识渊博的史学专家作为编辑群，使1362年紊乱如麻的史迹，得以条理分明地呈现于世。连同编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内，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它更明晰、更精确的史籍，这是一笔知识财富。

难怪柏杨先生说，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才是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就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古往今来令无数学者文人推崇的经典著述，却恰好被司马光一片苦心设计好的读者——宋朝统治者忽略了。这颇具讽刺意味。(www.xing528.com)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皇帝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可是，在掌握实际大权后，司马光却做不到自己所要求的。权力可以使人愚不可及，以至看不见自己立下的“镜子”。当他废除“青苗法”，范纯仁表示异议时，司马光竟以“奸邪”目之，直把范纯仁吓得连退数步，不敢再言语。

所以，由于作者的保守立场，有人曾怀疑《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资治通鉴》比作“驯服术”，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之用。对此，柏杨先生是这样说的，伟大的文化产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观可能无法使每一个人同意，但史料却是严肃的，司马光已为我们留下宝藏。更何况，司马光处理史料时，只把他的主观见解表现在“司马光曰”篇幅中。假使没有司马光，史料失散，即使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具备司马光当时所具备的条件，也无能为力。

柏杨先生在白话版《资治通鉴》的序言中说道，与其说《资治通鉴》是帝王的镜子，毋宁说是人民的镜子。通过《资治通鉴》，可以看出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和面对的祸福命运，也可以看出统治阶层的心态和行事轨迹，用来作为对他们的评鉴标准。这部皇皇巨著根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是一种现实政治智慧之学，是扎根于现实主义思想土壤之上的大智大勇。至于它精彩纷呈的文学价值，那就说也说不完了。

单单从历史上的集体写书这点说起，就是别的史书无可攀比的了。由于手笔不同，风格各异，史书容易产生割裂驳杂的现象，但《资治通鉴》的语言风格如出一人之手，浑然一体，毫无雕琢弥缝的痕迹，这正是司马光精心改编和加工的结果。有着深厚文字功底的司马光，尤长于叙事，款款写来，原委了然，文字优美而质朴，格调古雅浑厚而又简洁通畅，真可谓别具匠心，自成一体。有许多场面和人物描写，已成文学史上的名篇，而对大型战争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叙述，更是脍炙人口，引人入胜，超越了所有其他史书的记载，成为历史散文的上乘。

中国历史绵延流长，千百年的风云际会形成了丰富的人生智慧，曾经在历史舞台上活跃过的人物与事迹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19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法高中读书时，从国文教员胡汝霖那里借得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反复阅读之后，这部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如此一部治国“圣经”不仔细研读，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怕是件很难的事情。如今研究《资治通鉴》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通鉴学”，对《通鉴》的研究正多层次、多角度地展开，它将更多地为人类的进步提供借鉴。这一发展趋势，是司马光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