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史：正统儒家还是僵化儒家？

司马光7岁的时候因为砸一口水缸而名满九州。他与小伙伴们在后院玩耍时，一个小孩爬到缸沿上玩，一不小心，掉到缸里去了。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没顶了。别的小孩一见出了事，吓得边哭边喊，跑到外面向大人求救。小司马光却沉着冷静，一副小大人模样，搬起一块大石头就向水缸砸去，“砰！”水缸破了，被淹在水里的小孩也得救了。当时东京和洛阳就有人把这件事情画成图画，广泛流传。

小司马光是多么机智灵活，知道变通，谁料他老来却变得那么的固执、僵硬。作为传统儒家的代表，历史也就将他与反对王安石变法“绑”在了一起。

治平四年（1067）宋神宗赵顼即位，宋王朝开国百年之后已出现内在危机。这时候的宋朝，尽管不像春秋时秦国有虎吞六国那样迫切的形势需要改革，也不像后世的清朝面临内忧外患那样残酷的现实需要改革，但它也已经像个五脏皆患痼疾的中年病人，随时都有可能疾患发作、难以救治。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因此锐意改革，这就决定了北宋很快掀起了改革之风。本来，年富力强的司马光，在改革中可以意气风发地大干一番事业，而且宋神宗对司马光也十分看重，经欧阳修推荐，司马光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成为宋神宗的顶梁之臣。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也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参与政事，力图拯救国家。然而，与王安石不同的是，他的主张是：“先王之法，不可变也。”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评说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反对任何古代所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这评述说得貌似有些绝对但都是客观事实。司马光跟皇帝赵顼之间，曾有一段生动的对话，充分表露出他的这种思想。赵顼问他：“西汉王朝如果一直守着它第一任宰相萧何制定的法律规章，不加改变，你以为可以吗？”司马光回答：“当然可以。岂止西汉王朝可以，夏、商、周王朝所制定的法律规章，一直用到今天的话，也都是最完善的。西汉王朝皇帝刘彻改变祖宗的法，盗匪遂遍中国。刘爽改变父亲的法，西汉王朝因之衰弱。所以，祖宗所制定的法律规章，绝不可有任何改变。”

司马光的回答不免迂腐可笑，可他代表的是所有儒家士大夫的观点。除了与有儒家素养的家庭教育有关，还与宋王朝的国情相关。宋王朝是儒家士大夫的乐园。正如柏杨先生所说，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样，融合为一。此时的儒家学派还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对喜好争论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事实就是这样，紧接下来就有一件事情。宋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赵受益没有儿子，收养了他堂兄的儿子赵宗实，赵受益的堂兄是封爵濮王的赵允让。赵受益死后赵宗实即位。于是就发生我们现代人死也想不通的，但当时士大夫却认为异常严重的称呼问题，就是赵宗实应该称呼他亲生父亲赵允让什么呢？有一派当然主张称为父亲。可是另一派就是以司马光为首的大臣们，根据宋朝治国的儒家学说，主张应该称呼他亲生父亲为伯父。他们引经据典，在儒家宗法社会的制度下，皇帝是“小宗”入继“大宗”，应以大宗为主，对大宗“法定父亲”赵受益的堂兄赵允让，当然称为伯父。司马光的党羽颇多，技巧也最高。他的党羽之一御史中丞贾黯，临死时特地留下遗书，请求赵宗实一定要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伯父；同知谏院蔡伉，进见赵宗实时，跪下来痛哭流涕，陈述国家兴亡，就在此一称呼，赵宗实也深为蔡伉那副痛哭的样子所感动。尽管如此，当赵宗实还是不接受他们的意见，而始终坚持称自己的父亲为父亲时，司马光的党羽汹汹然表示，君子系统绝不跟小人系统和平共存，便纷纷引咎辞职。

熙宁三年（1070）的春风，夹杂着几丝寒气。司马光对新法的态度，起初是走一步看一步。及至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他便开始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争论一起，人类两分法立刻登场，越来越激烈尖锐的斗争，直到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最后变成“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司马光语）的死对头，在既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一个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一个背上“元祐奸党”的罪名被后世唾骂。

其实，无论从私人情谊上讲，还是从政治态度上说，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十分和谐。当时的嘉祐四友，就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从当时主张改革时弊的文论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人的政治观点也基本相同。(www.xing528.com)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会忽然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直到成为反变法派的首领呢？其原因在于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新法“与民不利”。变法之前，王安石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主张和意见，但是，变法开始之后，王安石实际上把发展生产放在了次要位置，而急于解决财政困难问题，这也是宋神宗迫切要求解决的首要问题。他曾召集王安石、司马光等，询问如何解决财政困难。司马光回答，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注意节流，如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就可以省下来。王安石站得高，当然不会同意这种看法，他说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想方设法增加朝廷收入。而要增加收入，必然要增加对地主与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税收或变相税收。司马光当场激烈反对王安石的这种主张，他说：“天下财物百货是有限的，不在老百姓手里，便在政府手中，如果增加税收，就是侵夺百姓财富，造成民穷国富。”王安石在变法实践中，当然也就没有听取司马光的意见，用各种办法加重了地主、农民等的负担，从而解决了财政困难。这也就成为引发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矛盾的一个导火索，由此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尖锐。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儒家思想对封建统治的作用巨大。但到了宋王朝，已经开始僵化，儒家的保守思想灌满司马光们的脑袋，在那场举世闻名的“濮议”中，司马光率领他众多党羽的所为就是最生动的例子。僵化的司马光势必会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与斗争，尽管他们以往“特别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宴谈终日”。王安石的改革面比范仲淹大百倍以上，道德的勇气使他坚定不移。他虽然也属儒家学派，但他解除了儒家加给自己的束缚，在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中思索与前进。这并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做得到的。

纵观历史，顽固守旧的力量从来都是强大的，对新法的阻挠与破坏也是猛烈的。商鞅被贵族诬害，车裂而死；维新人士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打击下，非死即流亡国外；就连早王安石几年的庆历新政也在一片阻挠声中夭折，同样等到哲宗即位、太皇太后临政时，颇具威望的司马光一当上宰相，新法就陆续被废除了。

当司马光决心撤销纵是旧党也不得不承认是最好改革的“免役法”时，苏轼再三力争不可，司马光大怒，苏轼说：“从前常听你称赞某人犯颜直谏，某人据理力争。今天你刚当宰相，就不准别人开口。”另一位大臣范纯仁也认为“免役法”已获得一致拥护，只不过对少数权势人家不便，万不可改。司马光立刻翻脸，范纯仁说：“你如此声色俱厉，不过堵人的嘴，使人不敢开口罢了。凡事应虚心地听听大家意见，不必一定谋从己出。”但这一切不足以动摇司马光走回头路的决心。

在他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桎梏里，他认为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要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

纵观司马光的一生，他从20岁入仕做官直到68岁病死，其间除有15年从事《资治通鉴》编修工作，其余30多年的政治活动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以一个忠君、忧国和直言敢谏的贤臣的形象表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并以此显扬于当世。特别是在5年的谏官任上，他认真履行这一言官的职责，关心政事，对朝廷竭尽忠诚。5年之中，司马光前后共上177多份奏折，其中对有些重大事件一奏再奏，多重奏至六七次，这些奏章有些不免迂腐，但也表现了他为北宋政权的巩固而出谋划策不惜呕心沥血。王安石变法中出现的偏差和后来用人不当所造成的失误等情况，从侧面也证明司马光在政治上还是老练稳健的。但司马光的主张过于保守，以至不可理解。1086年，北宋选择了司马光做宰相，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用了一个错误的人，他不分青红皂白，彻底否定与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还有由他引发的“元祐党争”，拖着北宋王朝一步步走向了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