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共商国是：解读青少年的宋朝史

北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在位42年的皇帝赵祯龙驭宾天。历史上对他的评价中最经典的一句是：“仁宗万事不会，只会作官家。”官家是唐宋习语，指的是皇帝。近代的大名士梁鼎芬曾经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过君主立宪的皇帝，仁宗便是其中之一。大概宋代的政治环境就是这样，由皇帝和士大夫的代表共同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国是。

宋代政治史上出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新因素，不但对朝政的推移具有支配的力量，而且对士大夫世界的变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个新因素便是“国是”。“国是”并不是宋代才出现的，但在宋代产生了新的含义或形态，即是作为国家最高政治纲领的代名词。

在宋代，“国是”是一个法度化的观念，因而成为权力结构中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它确是宋代政治文化的独特现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宋真宗时代，由于“国是”的观念还没有成立，皇帝高居一切异论——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之上，可以凭宸衷独断而任意取舍，甚至随时改变。但是到了仁宗庆历新政的阶段，“国是”就由皇帝与士大夫（士大夫的代表）共同制定了，“国是”不能由皇帝以合其取舍者为标准而做单方面的决定；相反，皇帝必须与士大夫共商“国是”。所以不论是抱着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还是私心经营仅仅为了追求权力，身为士大夫首先都必须提出自己对国家政治现实通盘考虑后的治国纲领。(www.xing528.com)

然而，这种“国是之争”带来的后果就是大臣之间日益党派化。当士大夫之间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时，究竟哪一派能代表真正的“国是”？也就是说，“国是之争”以至于围绕其展开的党争乃至于党争发展到极端后的党禁都是根源于对权力的角逐。而这更是宋明理学得以展开的历史基点。因为理学家们发现只有在君心上为之才可以真正掌握与君主共商“国是”的权力。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明确指出“一有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出于其间，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使之治而教之，以复其性”，这是三代之治隆所在；而“圣贤之君不作”则是治道陵夷的所在。君主的贤否、教育的良莠与社会的治乱到达高度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