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页在浙江省温州市郊区白象塔内露出了斑驳的面孔,经专家鉴定该残页为北宋活字印刷本。对照同处发现的崇宁二年(1103)墨书《写经缘起》残页,认定此经本是同年或相近年代刊印。此经残宽13厘米、残高8.5~10.5厘米,经文为宋体,回旋排列成12行,可辨者计166字,占该经第四至九观的十分之一。这是毕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在活字印刷出来之前,出版一本像样的书是件费时间、费精力的大事。不说别的,雕版就费时费工,大部头的书往往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存放雕版又要占用很大的地方,有时候还没等到发挥完作用,雕版已经被蛀虫消化了。要是遇到印量少又不需要重印的书,雕版就成了废物。另外,不小心雕了个错别字,返工就不得了,整块版都要重新雕刻。在一个信息量交流不大的时代,这种老办法还能勉强交差。
到了宋朝,情况发生了变化。印刷业更加发达,全国上下忙着出书刻书。成都印《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国子监印经史方面的书籍,刻板十多万块。文化的交流和商业的兴起,人们的沟通量和阅读量大增,光宋朝雕版印刷的书籍,现在知道的就有七百多种。如此问题就出现了,出版商忙得不可开交,供稿方催了一遍又一遍,都几年了,一本书还是迟迟难以“首发”,哪比得上现在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好不容易出来的版片、印出的书却上不了“畅销榜”,或不再重印,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没用了。
我们都知道,一个叫毕昇的先人解决了这个难题,时处北宋庆历年间。字“活”了,可随时拼版,印完后,还能拆版,活字可重复使用,且活字比雕版占用有的空间小,容易存储和保管。一些欧洲人曾经把活字印刷术这项技术归功于一个叫谷腾堡的德国人,但仔细对比一下,他们大约是1440—1448年间的事,比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整整晚了400年。
不只是印刷术,宋朝科技在当时的世界上基本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学者孙隆基给了宋朝高度的评价:“宋代中国是前现代的‘高科技’之家:造纸、印刷、火药、罗盘虽然多发明于前代,但至宋代成为大规模制造业。”(www.xing528.com)
沈括的《梦溪笔谈》正是一本囊括当时科技成果的总结,收入其内的各项发明成果汇报一点也不亚于今天科学杂志《自然》上的论文。《梦溪笔谈》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医药、农学、工程技术、文学、史事、音乐与美术等多个领域,可谓是宋代的一部百科全书。能写出这本书的人着实不简单,沈括当年也积极参与变法运动,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担任过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结果可想而知,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沈括也没有好日子过:先是被诬劾贬官,出知宣州,后来守边疆,小有成就,不久又遭诬陷,晚年干脆专心写《梦溪笔谈》。谈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颇有意思:王安石的这场改革虽然没有成功,但它就像一把吊钩,把一批出色的文人从政治的大染缸里拉了出来。决定性的影响谈不上,却是文人的契机,使得他们共同撑起了一个时代辉煌的旗帜。
韩公廉等人制造的水运仪象台,苏颂的《新仪象法要》、王怀隐等主编的《太平圣惠方》、贾黄中等编纂的《神医普救方》《开宝本草》《大观本草》《政和本草》见证了宋朝天文、医药的发展。
硝烟四起,烽火冲天,战场上的火药闪耀着大宋的光芒。海上指南针给这艘庞大的航船指明了远航的方向,后来郑和七下西洋的雄风正是从这时候刮起。虽然当时看不到威扬四海的壮举,但已经听到了400年后激荡的浪涛声。这是一个时代赋予的骄傲,但也给了后来者想不完的问号。
宋代拥有当时世界上最惊人的一套战争储备,常备军达125万人,官营的大规模的军工业投入运营,大运河提供了优越的后勤保障系统,其国防费用的庞大程度会使汉唐破产,然而宋朝却从一开始就受制于较落后的民族,龟缩在中原大地,用金钱买和平。最终结果是1127年北宋亡于金军,南宋残喘了150年后被蒙古人消灭在杭州……一个在邓广铭先生眼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王朝300年里的遭遇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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