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变法王安石的恩怨：书写一生的忧伤

宋仁宗殿试。

苏轼的《御试制科策》在酝酿之中。

“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宜补偏救弊，宣故纳新，不可因循苟且……”

和改革派一样，苏轼的想法也是主张革新。他在试卷上写下《御试制科策》，指出国家的形势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宜补偏救弊，宣故纳新，不可因循苟且”。但面对王安石的变法，他认为王安石独断专行、用人不当、操之过急。照理说，苏轼应该算在旧党之列，王安石两次罢相后，他没有道理不吃香。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没有了共同的敌人，旧党内部三分天下，按主要人物的籍贯划分为“朔党”“洛党”和“蜀党”，苏轼属于“蜀党”。终其一生，因为他和新党、旧党内部不同派别的微妙关系，由此演绎了一段宦海沉浮。

杭州、密州、黄州、汝州，天南地北，辗转反复，东迁西徙，顶风冒雨。在中华大地上，苏轼的脚印重重地砸在秀丽的山川里，但没有震耳欲聋的效果，只有不断穿梭时空、颠簸一生的忧伤。周汝昌先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苏轼不认同王安石的做法，他认为这个变法听起来好，底下一奉行一实行，弊端百出，人民比没改革以前还苦。结果就把宋神宗得罪了，一下子就把他贬到南方去，而且是一步一步地贬。”或许，这是一个时代文人的命运，和那个时代的人一样，苏轼的满腔愤恨在山河变幻间书写了一道浓浓的愁，流离在北宋文人的黯然星空里。在扑朔迷离中，苏轼是最亮的一颗。

晚景落琼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

春雨暗阳台，乱洒歌楼湿粉腮。一阵东风来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开。

人生的经历难免给人深刻地打下知觉的烙印。苏轼在其十多年的贬谪生涯中，练就了对政治的敏感。基本上每一次的政坛风雨，哪怕只是微微的几声闪电，他都可能被击中。阴晴不定、倏忽变化，他都感受到了。如果说抽象的逻辑知觉和感性知觉存在共通的话，那么苏轼是最好的例子。在苏轼的三百多首词作里，写风雨阴晴的就有二十多首，他对周遭天气的变化之敏感成了他作词的特殊癖好。上面这首词是他在黄州期间写的。

山水风雨往往是政坛失意者任意挥洒的地方。有时候，苏轼尚未找到一个让积郁消解、心灵栖息的地方，下一次的贬谪令就到了。一次次贬谪期间，苏轼的正妻、侍妾先后逝去，苏轼因此便没有了家庭温情来舒缓贬谪带来的苦闷。在交通落后的年代，一山一水的阻隔足以使音讯难通。和王安石一样，苏轼选择了向山水风雨宣泄心声。(www.xing528.com)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中国历史上，大凡有作为的文学家，少有几个过得轻松自在的。上自屈原，下自李杜，宋朝更有不少，范仲淹、王安石、李清照、辛弃疾等等。宋朝给了文人扬名立万的机会，但能让后人记住的这些名人都难在政坛上留下辉煌，反而在文学上曾经有过惊艳的表现。与其说宋朝政坛是文人的舞台，不如说宋朝政坛是生产传世名词的一台“活机器”，制造了一大批出色的文学家，而且这些人大多在文学的各个方面都小有成就。

政坛上革新夭折，词作里刮起的变革之风倒是吹遍了整个时代。尽管很多词作产生于此人的不断升贬中，在漫漫无边的谪居路上，流淌着声声叹惜，但苏轼还算好，没有写太多靡靡之音，即使有无尽的离愁别绪和愤懑哀伤，他也拿豪放和洒脱来掩盖，老庄的影子在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里若隐若现。柏杨说：“他把词的范围扩大，从狭小的儿女之情的天地，扩大到广漠的大千世界。”在他平生全部词作里，最悲痛的一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也非儿女情长，悼念亡妻的语言也是平平淡淡、朴朴素素、自然至极，没有任何修辞，修饰也一点没有，但真情却最大限度地流露了。

柏杨称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项全能”。如此评价，毫不为过。不仅是词，各种形式的作品，如赋、诗、文章、骈体、绘画、书法，苏轼几乎无一不精。他神奇的文笔、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丰富的人生经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还有他永远不灭的那一份淡定，真可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苏轼的名字就是一座丰碑！黄庭坚、蔡襄、米芾也属多面手类型。虽看不到北宋政坛的振奋之举，但能欣赏到文化上的全盛景致，倒也是这个王朝留给后人的可爱之处。中国文化这朵奇葩在经历了大唐盛世雨露的滋润、五代十国的滚滚硝烟后，终于到了怒放的季节。

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短短数十年间，那么多名垂青史的名字如此集中地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人敢轻易地否定宋朝文化的盛典。生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大师们注定不会孤独一生。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又因为朝廷的党争而长期不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之间长期争斗，而同是杰出文学家的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怨更是一个长期受人关注的话题。但大多数人终究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苏轼的《湖州谢上表》“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被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中的“蛰龙”被指责为影射皇帝，有谋反之心；甚至连咏钱塘潮的诗句“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都被上纲上线，理由是苏轼攻击皇帝的水利政策。这次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因此下狱。

有失必有得，一群在政治上没能实现抱负的人，背负着惆怅游离在东西南北、天涯海角，让一生才华挥洒在字里行间，未尝不是在政治颠簸中获得的一丝慰藉。

回望大宋江山的千里贬谪路，铺就了一段段没有付诸现实的梦想，却载不动大家们的淡淡哀伤。他们的愁肠折成斑驳的碎片，装点着万里江山。